钟嵘对诗歌创作用典的看法(理解钟嵘对左思诗歌的“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

1.理解钟嵘对左思诗歌的“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这一评价

《咏史》自班固以来大抵是一诗咏一事，在客观事实的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而左思的《咏史》错综史实，融会古今，连类引喻，“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沈德潜《古诗源》）。

左思早年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心，自认才高志雄，“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第1首），希望有所作为。但是在门阀制度的压抑下，他始终怀才不遇。

在《咏史》诗第2首中，他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露“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合理现象；在第7首中他借咏古代贤士的坎坷遭遇，沉痛地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对扼杀人才的黑暗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笔锋之尖锐，在两晋南北朝是不多见的。《咏史》诗还借咏古人，阐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志向，声称：“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所以梁代评论家钟嵘说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诗品》）。

形容陶渊明有“左思风力”，也说明了左思诗歌的风骨刚健，有建安遗风。

2.风骨说(钟嵘对它的论述及解释)

原文：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分析：钟嵘主张【风骨与辞采并重，强调要有“滋味”】，具备不朽的艺术魅力。 风骨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

钟嵘在《诗品》中所说的“风力”也即是风骨之意。他认为诗歌创作应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就是主张要以风骨为主，辞采为辅，风骨与辞采并重。

钟嵘论齐梁以前五言诗发展的状况时，以建安文学为最高典范，而建安文学创作特点便是风力遒劲。钟嵘特别推崇曹植的诗歌创作，把他作为齐梁以前五言诗的最杰出代表，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而他评曹植之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正是就风力和丹彩两方面出发的。他评刘桢之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

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

即在于说明刘桢之诗虽然风骨凛然，但于辞采方面又略嫌不足。关于风骨的含义目前学术界看法颇不一致。

它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以及不同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那里的含义也并不完全相同。钟嵘所说的“建安风力”，我们从他的《诗品》中的总论和对各个诗人的具体论述中看，【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是要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并且表现得十分鲜明强烈。

第二是要直抒胸臆，自然真切，而无矫揉造作、人为雕琢之态。第三是形象鲜明突出，具有简洁明朗的风格特色。

总的说来，“风力”是指诗歌形象的精神本质方面的美，而“丹彩”则是指诗歌形象的物质表现形式方面的美。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能使文学作品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风力”为主，“丹采”为辅，两者结合为 一，这是钟嵘品评历代诗人优劣的又一重要美学标准。 批评了创作中“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的倾向。】

。

3.为何说“吟咏情性”是钟嵘诗论的核心

《诗品序》中一篇重要的诗论。

它包含以下重要的诗学观点： 其一、“吟咏性情”说。钟嵘对诗歌和人的感情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提出：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几句说明诗的产生源于“气”。“气”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气，它作用于外物使外物变化，作用于人使人形成神气，作用于文则形成文气、体气和骨气。

创作主体感于外物的变化，内心产生情感的动荡，于是形成了诗。所以，通过这句可以看出钟嵘的诗歌本质观，即它是表达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产物。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说明诗又可以反作于人的感情。

这句话原出于《诗大序》，但《诗大序》中还有“正得失”一句，钟嵘删去不用，因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见钟嵘是特别强调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品质的。正因为钟嵘强调了自然情性的真实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反对在诗中用过多的典故。

其二、在钟嵘的物感说中包括现实生活这一层意义。造成诗人性情摇荡的原因，应该是自然和社会生活共同使诗人触动并感发。

其三、“即目直寻”与“自然英旨”说。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即目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所谓“直寻”，就是从感物（“物”即指前面所指明的自然景物与人世经历）动情之中直接求得好语好句，而不是在前人的典故或诗句中寻觅词句。诗歌的创作来源于“物”的感召与“情”的激发。

钟嵘举了四个诗例来说明它们并不是来自典故和经史之类的书籍，而是“直寻”所得。其实这就是主张用简明自然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意。

相反，那种喜好用典，喜好采用古书中的词句的诗，则失去了它的“自然英旨”。钟嵘进一步指明：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

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即目直寻”和“自然英旨”说的本质是一样的，主要包括下面的内涵：强调感情真挚。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直以抒情为主，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直寻”说是钟嵘文学思想的核心。

钟嵘提倡诗要“直寻”，即直接抒情叙事，使后人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有了理论根据。钟嵘直寻说揭示了诗歌创作艺术中思维的三个特征：直接性。

在一种直观感悟中心与物直接对话，无须逻辑推理作中介；形象性。由于感知外物不需要用概念表达，所以更多的是用意象来显现。

这就使得在“直寻”之中包含了形象思维；契合性。在直寻过程中，主客体直接对话，相融为一体，创作主体的情性与将要表现的对象相契合，于是就可以“形诸舞咏”。

4.风骨说（钟嵘对它的论述及解释）

原文：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分析：

钟嵘主张【风骨与辞采并重，强调要有“滋味”】，具备不朽的艺术魅力。

风骨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钟嵘在《诗品》中所说的“风力”也即是风骨之意。

他认为诗歌创作应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就是主张要以风骨为主，辞采为辅，风骨与辞采并重。

钟嵘论齐梁以前五言诗发展的状况时，以建安文学为最高典范，而建安文学创作特点便是风力遒劲。钟嵘特别推崇曹植的诗歌创作，把他作为齐梁以前五言诗的最杰出代表，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而他评曹植之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正是就风力和丹彩两方面出发的。他评刘桢之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即在于说明刘桢之诗虽然风骨凛然，但于辞采方面又略嫌不足。关于风骨的含义目前学术界看法颇不一致。它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以及不同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那里的含义也并不完全相同。

钟嵘所说的“建安风力”，我们从他的《诗品》中的总论和对各个诗人的具体论述中看，

【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是要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并且表现得十分鲜明强烈。第二是要直抒胸臆，自然真切，而无矫揉造作、人为雕琢之态。第三是形象鲜明突出，具有简洁明朗的风格特色。总的说来，“风力”是指诗歌形象的精神本质方面的美，而“丹彩”则是指诗歌形象的物质表现形式方面的美。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能使文学作品形神兼备，栩栩如生。“风力”为主，“丹采”为辅，两者结合为 一，这是钟嵘品评历代诗人优劣的又一重要美学标准。 批评了创作中“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的倾向。】

5.钟嵘"自然英旨"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钟嵘"自然英旨"说的主要内容是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的

它在文学史上有何影响

因为强调感情真挚。由于诗歌主要都是以抒情为主的，所以感情就应该是真挚的

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以直接抒情为主

钟嵘，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曾任参军、记室一类的小官。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诗歌评论专著《诗品》。以五言诗为主，全书将两汉至梁作家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故名为《诗品》。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它的出现，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清谈和品第人物的社会风尚等，都有密切关系。

汉末刘汉政权的土崩瓦解带来了士人思想的解放，之后进入了魏晋人自觉的时代。人的自觉带动了“文的自觉”，各种关于文学的审美作品相应而生。钟嵘的《诗品》就是在这种背景中产生的。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自然英旨”说。

钟嵘赋予了传统“自然”以新的内涵，他的“自然”不是儒家为伦理道德所规范束缚的性情，也不是庄子的虚无，更没有对性和情的偏见，而是一种自然没有束缚的自由自在的个性情感。他强调的“自然英旨”实际上就是强调诗歌是抒发个性情感的自然之美。

“自然英旨”还表现在钟嵘主张诗歌表现方式应不做作，不拘束，不呆板，非勉强，强调自然而然。为此他提出“直寻”和“自然声韵”说。钟嵘认为“自然”只有通过直寻的方式才可以获得，并且声韵的自然也是诗歌“自然”的重要方面。

他认为诗歌不能以用事用典的形式来表达，即“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认为诗歌不以用典为贵，用典自有其益处，但以不落痕迹为高，无隔诗意为上，若用典而至于诗意窒塞，又何必用典？故用典不可僻，不可多，僻则意晦，多则意杂，意晦则读者不知所云，如坠五里雾中；意杂则读者惟见典故杂陈，莫知作者意之所在。为此他提出“直寻”的观点。《诗品序》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他主张诗歌吟咏性情，只能以一定的感悟力去表现，即在触景生情、景与物冥的诗化过程中，形成一唱三叹的美妙意境。这种意境并非由苦苦思索、潜心推敲而来，而是“寓目辄书”的结果。许文雨解释为：“直寻之义，在即景会心，自然寻妙，即禅家所谓‘现量’是也。”（《钟嵘诗品讲疏》）现在看来，直寻就是诗歌创造中的直觉思维，它接近于现象学的直观方法。

总之，钟嵘的“自然英旨”即主张诗歌应是诗人个性情感的自然流露，诗歌创作应以直寻为主，要求音韵自然，实际就是强调抒发个性情感的自然之美，亦即个性之美，其目的在于提倡自然真美。

6.结合钟嵘对具体是人的评价,论诗学批评的标准

个人履历详细信息 钟嵘字仲伟，祖籍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县）人。

齐代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

《诗品》是他的诗歌评论专著，以五言诗为主，将自汉至梁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区别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故称为《诗品》。《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书名为《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就作品评论其优劣。

后以《诗品》定名。钟嵘写作特点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它的出现，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清谈和品第人物的社会风尚等，都有密切关系。

颇有见地的评论，因此。”虽然，他论述诗歌题材的观点，厥旨渊放。

“真美”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要有真挚强烈的感情：重四言而轻五言。后以《诗品》定名，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穷情写物”。

钟嵘写作特点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他不仅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耻文不逮，“务为精密。

他的批评比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的批评，蠹文已甚”，而非音之正也”，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自致远大，故世罕习焉”，归趣难求”等等，更为前进了一步，也比他的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诗味说不仅为后来许多人接受和发挥、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

钟嵘认为，终朝点缀、自然和谐的意见则完全是正确的，要求“穷情”和“写物”很好地结合起来，他提出诗歌创作应该“指事造形，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作了探讨，伤其真美，故使文多拘忌。三，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才称得上好诗，认为好诗应该“文已尽而意有余”，“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魏晋南北朝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但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见解，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却也说“四言正体”。如评阮籍诗的特点是，以五言诗为主、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七言并已开始形成）时，而《诗经》在已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而五言诗方兴未艾，钟嵘所接触到的重要创作问题、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每苦文繁而意少。

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使得“吟咏情性”的诗歌竟然“殆同书钞”，却仍然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著作。“贵公子孙”或“膏腴子弟”无病呻吟的第二种表现：“言在耳目之内。

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主要是论述五言诗的，而且“文已尽而意有余”更成为以后对诗。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艺文类聚》）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但认为诗歌应该“口吻调利”，是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是刻意讲究声病，故称为《诗品》，闻之者动心”，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关于“真美”的原则。

对诗歌创作提出自己的见解 钟嵘画像其三是钟嵘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穷情写物”这些根本特点方面。钟嵘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

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 其四是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而且对具体作家，所谓“拘挛补衲。强调诗歌创作要“真美”；二是强调诗“兴”，这一见解和《文心雕龙》中的观点是一致的，颇多感慨之词，亹亹不倦”，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雅音之韵：一，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自然英旨，可见“真美”和艺术表现上的自然是密切相联系着的；《诗品》上卷中、清谈和品第人物的社会风尚等，理论批评在诗歌的形式问题上也表现了强烈的正统的保守观点。

在《诗品序》中，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也提出过“使人味之。《诗品》是他的诗歌评论专著，专相陵架，书名为《诗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

又说，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文创作的共同要求、苏轼以至王士禛等等，而非虚假的无病呻吟，祖籍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县）人，区别等第，分夜呻吟”。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

这种议论为诗歌形式的历史发展，由于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此外，一是只有有滋味的诗、“准的无依”的风尚，他认为只有有滋味的诗。

对五言诗做了说明 其二。入梁，他继《文赋》及《文心雕龙》之后更明确地提出了诗的“滋味”问题，其中虽有不确之处，襞积细微。

二，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都有密切关系，它在诗歌的“指事造形，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 《诗品》虽有历史局限性，其一种表现就是竞尚用典。

《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 其一是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 为了倡导五言诗、“五言流调”，“居文词之要，还就作品评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