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论文讲话10篇

100 2023-10-30 11:35 精优范文

饮食一直都是人们日常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而不同的地方亦有不同的饮食文化,那么要怎样写一批有关饮食文化论文呢?下面的10篇饮食文化论文范文是由宣传员精心整理的饮食文化论文范文模板,欢迎阅读参考。

饮食文化论文 篇一

饮食文化论文讲话10篇

一、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南通素有“长寿之乡”的美誉,其下属的如皋、如东、启东等地均被评为“中国长寿之乡”,在如皋地区140多万人口中,百岁老人高达200多人,其总数位居全国县(市)之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长寿之乡”。南通独特的人文与生态环境孕育了悠久的长寿养生饮食文化传统,早在清代就出现了研究食疗、食补的养生专家丁其誉,他在对家乡长寿现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寿世秘典》,从顺应岁时、合理膳食、适常起居、中医调理等方面对饮食养生进行专门的论述,影响深远。如今南通已经出现一批优秀的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如皋的长寿宴多次在国内外养生美食大赛中获得金奖,“三香斋”白蒲茶干、“水明楼”黄酒、如皋萝卜皮、如式香肠、肉松等长寿食品已经畅销全国。

二、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资源品级高,类型多样

旅游产业的开发离不开优质的资源基础,南通是世界上首个获得“长寿之都”称号的地区,因此可以说,南通的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国际性的知名度,品级相当高,这是开发饮食旅游的天然优势条件。同时,南通的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种类也比较丰富,各地区特色各异。例如如皋出产萝卜皮、白蒲茶干“、水明楼”黄酒等生态农业食品,如东、启东以海鲜养生食品为特色,海安则以河豚养生饮食为其开发亮点,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差异。

2.交通便捷,可进入性好

可进入性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开发条件的重要相关因素,只有具备良好的交通网络与设施,才能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世界上已知的一些长寿之乡往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或者是位于高寒地带,或者是位于偏远的山区,而南通是我国沿海地带唯一的长寿之乡,也是处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长寿之乡,这在国际上绝无仅有。经过多年的建设,南通已经成为长江三角洲北翼的重要节点城市,内外部交通四通八达,各旅游点之间可以实现快速便捷的联动,这就为发展长寿饮食文化旅游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3.客源市场

广阔充足的客源是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南通发展长寿饮食文化旅游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压力的增加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人们比以往更加注重自身的身体健康,这一社会心态在旅游市场上表现为游客对长寿养生类产品比较青睐;另一方面,南通临近以沪宁杭为代表的华东旅游黄金地带,该地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民众出游率较高,南通的长寿饮食文化旅游既可以从上述地区吸引当地客源,也可以与这些地区的旅行社开展合作,将游览沪宁杭的外省市游客吸引到南通来。

(二)劣势分析

1.产品开发深度不够

目前南通的长寿饮食产品开发还是以初级的现成食品为主,缺少深层次的挖掘开发。随着旅游市场的日益成熟,游客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品尝美味的食物,他们还注重于参与到食品的种植、采集、加工制作等层面,以满足自身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除了单一的食品之外,还可以涵盖美食节庆、厨艺比拼、特色餐厅、田园观光、食俗食礼、美食文学作品欣赏等多个领域。调查显示,南通的长寿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在丰富产品体系、延伸产业链条方面做得还不够,独具特色的明星产品、亮点产品还比较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饮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2.长寿旅游宣传营销体系不完善

南通地区旅游资源较为丰富,长寿之乡只是众多城市名片之中的一个,其宣传力度远远不够,游客往往会在众多的旅游信息中忽略这一元素。此外,多年来南通的长寿旅游宣传主推如皋,已有的旅游线路、长寿食品品牌也主要集中在如皋地区,如东、启东等地的开发就较为滞后。现在南通全市成为“长寿之都”,需要进行统筹安排,在突出打造如皋长寿旅游精品的同时,还需要加快其他地区的旅游营销,营造全面开花的良好效果。

3.饮食文化旅游专业人才缺乏

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展离不开专业人才队伍的支持,主要包括规划设计者、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基层服务人员。实践证明,游客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服务接待人员的素质与态度决定的。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游客对南通饮食旅游经营服务人员在专业知识、业务素质等方面的表现还不太满意。饮食旅游表面看来是重在品尝美味,可实际竞争力却在于独特的文化内涵,而游客感知文化的魅力则是需要专业服务人员这座桥梁来实现的。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是南通发展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当务之急。

(三)机遇分析

1.市场吸引力较大

首先,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素有饮食养生、追求长寿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都热衷于研究食疗养生之法,这就为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展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其次,当今社会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加快,亚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这促使各个年龄层次的国人都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过去是老年人偏爱长寿养生类旅游产品,现在这一年龄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青年人都加入了这一队伍,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展符合了这一社会潮流。最后,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人们不但要追求吃好吃饱,更要追求绿色健康无污染,长寿食品已然成为市场的新宠儿。

2.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支持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这就要求旅游目的地能够准确把握市场的脉搏,适时推出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南通的旅游产品传统上集中于以狼山、濠河、博物馆为代表的观光旅游项目,产品结构比较单一,这是不利于旅游业的长期发展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正大力推进南通新旅游产品的设计与推广,出台了相关的扶持奖励政策,这就为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与发展机遇。

(四)威胁分析

1.同类旅游产品的竞争

根据中国老年学会的评选认定,南通周边还有太仓市、上海崇明、溧阳市等地入选中国长寿之乡,长寿旅游在这些地区也正成为开发的热点。因此,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发展必然会与周边城市产生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竞争,这就需要在产品的开发中做到准确定位,突出特色,与兄弟城市形成错位发展、合作共赢,避免陷入恶性竞争的怪圈。

2.食品安全质量保证

在长寿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各类长寿食品的安全质量保证与保鲜技术是各供应商将面临的较大挑战。食品安全责任重于天,确保南通长寿食品的原汁原味、质量上乘,这直接关系到南通长寿旅游产业的兴衰,更会影响到长寿之都的名声。因此,在今后的开发中需要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在食品的原产地保护、加工工艺流程优化、检验检测等环节加强管理,消除安全隐患。

三、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思路

1.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旅游开发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在政策法规、环境保障、人才培养、资金保障等多个领域提供有力的支持。长寿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是一种极为难得的稀缺性资源,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开发,国内知名的巴马长寿旅游区已经出现污染现象,这就需要南通的相关政府部门做好先期的整体性规划,防治盲目性的过度开发,尤其要确保长寿食品的安全质量过关。此外,发展旅游还需要交通、住宿、餐饮、服务中心等诸多配套设施,这也需要政府部门进行统筹安排,以提高各景点的接待能力。2.拓展与丰富产品的类型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开发出的产品类型是丰富多样的,南通要以长寿文化为核心,对现有资源进行深度开发,拓展和丰富产品的表现形式。除了已经比较成熟的长寿系列食品外,还可以在长寿养生文化主题餐厅建设、长寿饮食文化知识教育培训、长寿文化食谱出版发行、长寿文化系列餐具开发、长寿食材培育基地参观等方面进行延伸,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挖掘更多的消费价值。同时,各旅游目的地要结合当地的资源特色,从游客的感知角度出发,设计出文化性与体验性并重的明星产品。

3.积极开展多样化营销活动

科学有效的营销活动是促进旅游产品快速进入市场,吸引广大游客的有力推手。南通的长寿饮食文化旅游宣传既需要制作旅游宣传片、编写长寿美食旅游指南、聘请名人代言等传统宣传模式,更需要拓宽思路,在目前流行的新媒体中寻找突破口。比如:创建官方旅游微博,第一时间最新的旅游资讯,通过点赞、有奖评论等形式与游客展开互动交流;拍摄主题微电影,在主流视频网站上线宣传;在知名网络杂志平台刊登系列广告,以此来提高南通长寿饮食文化旅游的知名度,赢得游客群体的青睐。

4.提高旅游服务人员的素质

对于旅游业而言,服务人才队伍的素质水平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游客的旅游感知往往是在与一线工作人员的接触过程中形成的。南通开展长寿饮食文化旅游需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旅游人才队伍,具体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1)聘请优秀的专业人才到本地就职,主要是目前急需的规划设计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2)加大对现有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主要包括服务礼仪、讲解技巧、长寿饮食文化知识、公关应变能力等方面;(3)与旅游院校进行合作办学,采取订单式培养等方法储备后续人才资源。

红楼梦饮食文化论文 篇二

关键词:红楼梦饮食生活清朝贵族

一、引言

中国饮食之讲究精细者莫过于历朝历代的宫廷与贵族们,烹饪技艺也在当权者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过程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清代是封建官僚体系之集大成者,它沿袭并发展了前代奢侈的贵族饮食生活,而红楼梦正是描写盛清时期当权者们的腐朽奢侈生活。

二、红楼梦中的饮食描写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总所周知,《红楼梦》中主要描写的金陵望族的贾府,里面的重要人物如贾母、宝玉、黛玉、宝钗和王熙凤等人个个娇贵无比,他们的饮食生活真可以说是穷极奢华。

写吃,《红楼梦》是最特殊的一部。这部书中写吃喝,不仅用的笔墨多,而且精彩,全书中写了多次筵宴,含意深刻而又意趣横生,在写吃喝的笔墨运用上,也是独一无二。

第三十四回中,宝玉被打了个半死,躺在炕上不能动弹。袭人到王夫人屋里去禀报宝玉的伤情,王夫人叫带回两瓶香露去给宝玉吃。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而这两种饮料,均向皇帝进宫过,可见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高级饮料。王夫人问想吃什么,宝玉笑道:“也倒不想什么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叶儿小莲花儿的汤还好些。”贾母听到,便一叠声地叫人做去。莲叶羹,论用料,并非最贵重,费的工夫,也不算最绝。然而,用薛姨妈的话说“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

再看第四十九回,作者用很多笔墨,写那些侯门小姐围在一起烧烤生鹿肉吃,津津有味,亦兴致勃勃。这个情节写得十分精彩。吃,是为了填饱肚子或者是为解馋,于这些人都已是不相干的了。他们此举都不是口腹之需,而只是好玩,于吃中表现的,是一种情趣。第八回中写到,薛姨妈进京宝玉去看望,姨妈留饭,除拿出糟鹅掌鸭信等南方风味的菜肴招待,还做了酸笋鸡皮汤,宝玉大喝了两碗。酸笋是西南地区各省人民喜欢吃的一种素菜,不但在京城是罕物,即使在江南也是不多见。由此可见,红楼中贵族的奢华生活。

贾府的奢华可以从《红楼梦》情节上体现出来。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贾母命熙凤用茄鲞喂她。姥姥吃了两口,味道甚佳,便请教说:“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可谓贾府的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无独有偶,有一天宝玉问晴雯:“今儿我在那府里吃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和珍大奶奶说了,只说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过来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别提。一送了来,我知道是我的,偏我才吃了饭,就放在那里”。后来李奶奶来了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了给我孙子吃去罢。”她就叫人拿了家去了。一碟子豆腐皮包子何以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兴趣?原来这种包子不寻常,远非肉包子可比。其高贵之处首先在于豆腐皮的制作特殊,首先将做豆腐的原汁豆浆煮沸,不加凝固剂,使之冷却,漂浮在锅面上的脂肪和蛋白质会结出一层皮来,然后把它挑起晾干,才能得到一张豆腐皮。

《红楼梦》中,粥饭和菜肴种类繁多,如粥有碧粳粥、鸭子肉粥、枣熬粳米粥、燕窝粥、红稻米粥、腊八粥和江米粥等。饭有白粳米饭、碧粳粥和绿畦香稻粳米饭等。《红楼梦》中的菜肴,主要有腌胭脂鹅脯、酒酿蒸鸭子、糟鹅掌、火腿鲜笋汤、酸笋鸡皮汤和虾丸鸡皮汤等等。汤羹种类繁多,营养价值丰富。而且从饮料方面看,红楼梦中提到的也是数不胜数。在茶方面,提到的就有两百多处。

《红楼梦》对贵族家庭尤其是贾府的饮食生活作了传神细致的描写,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独特的《红楼梦》饮食谱。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期,正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中国的饮食文化再“康乾盛世”出现了极大的繁荣,城市中北销南运的小商摊贩人来客往,酒店、茶楼鳞次栉比,形成了风味殊异、各具特色的贵族们的饮食文化。

三、清朝贵族对饮食的要求

饮食,往往蕴涵着中国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借吃这种形式,表达了丰富的心理内涵,吃的文化已经超越了吃的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是社会意义。

清朝贵族们对饮食要求特别严格。从造型上出发,到原料加工上,从味道到意趣,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为了口味得到保证,烹饪菜肴除了注意严格的选材之外,在烹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精细加工,特别是火候和口味,都有严格的标准。而且每次烹饪的肴馔,经常要将使用的原料和调料记录,菜肴要“色香味形”俱全。经分析,主要五个方面的讲究。

一是讲究奢侈。贵族们既有山珍海味,又有天底下的稀世珍品供品尝,可以说是汇集了天下美食,奢华之极令人瞠目结舌。

二是讲究精细。贵族们的饮食追求精致、精美,为了满足生活上的享受,他们对饮食的外在要求也及其高。

三是讲究味道。味道是饮食重要标准,贵族们的饮食讲究口味的独特性、多样性、丰富性。

四是讲究营养。营养是饮食的前提条件。贵族们的饮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饮食营养,保证贵族们的健康体魄。

五是讲究意趣。“意”用今天的话理解就是“意味”之意;“趣”,情趣也。“意趣”主要指心灵活动的内容。

贵族们不仅享用着精致、奢华的佳肴珍馔,而且特别注重在吃的过程中,受用无限意趣,以获得更多的精神愉悦。

四、结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此这般居上位者享尽富贵,居下位者吃尽苦头。本文通过描述荣国府过的如何奢华、如何豪贵的生活,展示了清朝贵族们的奢华生活,分析了他们对饮食的奢侈要求。在这奢华豪贵背后,间接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凄苦生活。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8年版。

[3]徐悦。红楼梦中的养生术。科学之友。2008(6).

[4]金兰。近三十年红楼梦饮食文化研究综述。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8(4).

饮食文化论文 篇三

彝人有谚语“生于火塘边,死于火堆上”,指的是彝人包括生死在内的一生都与火紧密相关,孩子出生要抱到火塘上经烟熏火烤以去除不幸和霉气,人死后要经火葬其灵魂方能回归天界与祖先相聚。所以,火在彝人的生命历程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彝人最敬畏的对象,并且这种对火的敬畏还渗透到了住宅布局、宗教、禁忌、生命仪式、装饰艺术、节日庆典等彝人生活的每一个环节,独特的火崇拜也因之成为彝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如彝族文化的研究者曲比阿果在其《凉山彝人火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一文中所指出的:“彝族火文化的产生、发展、变迁与彝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息息相关。彝族人对火的理解与禁忌承载着他们对社会、自然的理解与敬畏,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出火在彝民族的生存发展中所具备和发挥出的巨大力量,也可以切实体验到彝人对火的情感。”由于传说的影响、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选择以及历史与现实的交互作用,彝人对火的崇拜最终演化出了火把节这一最具彝族文化特征的节日,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彝族传统火把节,是彝族深层火崇拜物化的重大节日。火把节的火崇拜,不仅源于火能烧虫逐疫的自然属性,也源自彝民笃信火能占田祈丰的精神属性。作为彝族年度性重大传统节日,敬天祭祖、叫魂赎魂、烧虫逐疫、占田祈丰仪式,构成了其四个最为重要的民俗特质,呈现出火把节独特的文化意义,源源不断地推动着彝族传统火把节的传承。彝族通过周期性演述这些节日民俗特质,不断地沟通着天地人际关系,同时也规范着彝族现实社会。”因此,火把节完全可以堪称凉山彝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其文化含义在于:火把节对火的崇拜,折射出彝族人民对火的理解与禁忌,包含着敬天祭祖、占田祈丰、烧虫逐疫、叫魂赎魂等独特的民俗特征,承载着他们对社会、自然的理解与敬畏,是彝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

2火把节的典型视觉符号特征研究

根据彝族文化研究专家的介绍,“火把节一般要连续过三天。第一天打牛杀猪宰羊准备丰盛食物,晚上耍火把游山绕地,这时青年们聚集一起玩火把,唱‘都格啦’(即火把到了,快来玩耍)的火把节歌。第二天是节日的高潮,热闹而隆重,活动内容众多;届时,举行传统的斗牛、斗羊、斗鸡、赛马、摔跤。年轻女子则跳起欢乐的节日舞‘都荷舞’。第三天继续过节,不过活动不如头两天热烈、隆重”。三天的火把节,除了祭祀、祈福、娱乐之外,如同中国众多的传统节日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吃,不论富人穷人,都要尽力准备丰盛的食物来庆祝火把节,“祭啊祭,兹莫用大骟牛来过,富人用大骟羊来过,穷人用鸡来过,光棍用蛋来过,寡妇用荞粑辣子汤来过”。而在吃时,因酒是彝族人生活中的重要饮品,年节、婚丧、祭祀、盟誓、探亲访友均以饮酒为礼,即使无菜也不伤豪兴。所以喝酒成为火把节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三天的火把节实质上也就是开怀畅饮的狂欢节。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堆,畅饮醇厚甘美的杆杆酒,载歌载舞,祈望庄稼丰收、人畜兴旺安康,是火把节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图像记忆,而火与酒则是这一视觉图像中最鲜明夺目的东西。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火与酒作为火把节的典型视觉符号。由于对火的崇拜,火镰曾经是彝族日常生活重要的取火工具,以及生存环境中对火的强烈依赖,所以凉山彝族提炼、创造了火镰纹,并将其以单独或二方连续的构图形式,广泛应用于从古到今各种器物的装饰中,火镰纹因之成为最具凉山彝族文化特色和生命力的传统纹样之一,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火把节典型视觉符号火的形态元素。酒在凉山彝族的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可成为饮酒的由头,结盟酒、娃娃认亲酒、搜美酒、洗礼酒、成人酒、求婚酒、订亲酒、告慰酒、报丧酒、吊丧酒、丧宴酒、安灵酒、送灵酒、祭灵酒、祭祖酒、待客酒、互助酒、赔礼酒、家支酒、戒酒酒、开戒酒,饮酒的名目可谓品类繁多,因此凉山彝族形成了自己丰厚的酒文化,这种酒文化不仅体现在不同饮酒名目具有不同的饮用礼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而且也体现在酒具造型的别具一格上。在凉山彝族众多的酒具中,尤以扁圆形酒壶、鹰爪酒杯和牛角酒杯最具彝家特色。扁圆形酒壶分头、腹、足、咂口四个部分。头为三节小塔造型,既具宗教意味,亦具装饰作用。腹为圆饼形,分前后两半,采用子母口扣合。足为圆锥形,壶正放置时可保持整个壶的稳定,倒置后就成为壶的进酒口,呈喇叭口型,中心有一孔,插竹管入腹内,便于灌酒。

咂口为腹上端旁的一斜插竹管,供吸酒用,竹管直插入壶内。壶的内部构造极为精巧,壶内“在腹腔上部高于进管口部分形成必需的空间,酒液因低于进管口,壶置正滴酒不溢。由于出酒管斜插腹腔,其底端靠腹腔底部,因此酒液能基本吸尽。酒壶腹腔成密封状态,和外界接触面小,酒味可长时间保持不变。摇晃摆动酒壶,酒液也不会漏出,很适用于长途跋涉和游牧生活”。鹰爪酒杯系杯身和雕鹰爪组合而成。“杯身为木胎或皮胎漆绘、杯底有一突锥捆上鹰爪成—体,用土漆涂抹,使之牢固。彝族人民对鹰十分崇拜,他们把鹰视为神的化身,认为鹰能镇邪。用鹰爪做酒杯足,可避邪驱魔。从前家里的主人把鹰爪酒杯和牛角杯、野猪蹄酒杯等一起置于室内,以显示具身份高贵和势力的强盛。”牛角酒杯的制法较简易:“将牛角砍下火煮,掏净角内的血肉,角表刮削匀净,髹漆彩绘即成。在诸种牛角酒杯中,以牦牛角酒杯为一等,犏牛角(母牦牛、公黄牛的杂交牛牛角)酒杯为二等,黄牛、水牛角酒杯为三等,绵羊角酒杯为四等。”扁圆形酒壶以木胎漆彩绘,色彩厚重,对比浓烈;纹饰多样,主次分明;造型独特,结构精巧;整个壶鲜明、浓郁、粗犷的彝家风格,让人过目难忘。鹰爪酒杯造型奇特,集粗犷、威猛和灵巧于一体,蕴含着浓郁的图腾崇拜和宗教意味;牛角酒杯取材天然,造型随物赋形,或粗犷遒劲,或优美灵巧,积淀着彝族先民的原始审美情趣。两类酒杯从造型到纹饰,再到文化内涵,无疑不彰显着凉山彝族酒文化独有的意味。因此,扁圆形酒壶、鹰爪酒杯和牛角酒杯所蕴含的厚重凉山彝族酒文化印记,使其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火把节典型视觉符号酒的形态元素。而它们在造型、纹饰方面的古朴稚拙、天然粗犷、凝重壮美的原始韵味,则体现了凉山彝族热情豪放、勇敢不屈的民族文化性格,因之我们可以将具有原始韵味的古朴稚拙、天然粗犷、凝重壮美视为其风格元素。从古代开始,凉山彝族就对黑、红、黄三色情有独钟。在民族生存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凉山彝族逐渐赋予了黑、红、黄三色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象征意义:黑色象征土地,红色象征火与血,黄色象征太阳的光辉,使其成为了自己民族的三原色,并将其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黑、红、黄三色成了彝族这个群体相互认同的、最敏感的、并能产生共鸣的色彩语言符号和信息联系的纽带”。同时,也成为了凉山彝族及其文化最易被其他民族辨认、识记的文化色彩符号。因此,具有丰厚文化含义,色调简洁明快、对比强烈鲜艳的黑、红、黄三色,理所应当的是火把节典型视觉符号的色彩元素。

3结语

饮食文化论文 篇四

姚伟钧、刘朴兵、鞠明库所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正是针对中国饮食史研究领域遇到的这一具体问题,秉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完整、详尽、细致地梳理了中国自原始社会至清代几乎所有关于饮食的文献和无文字的饮食资料,对于后世学人查找、搜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资料、考镜中国饮食文化发展源流,都大有裨益。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陈诏《中国馔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赛时《中华千年饮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王仁湘《珍馐玉馔:古代饮食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曦《中国饮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华国梁《中国饮食文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永和《中国饮食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征雁《昨日盛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荣光《饮食文化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子辉《中华饮食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邱庞同《饮食杂俎———中国饮食烹饪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周芬娜《饮馔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龚鹏程《饮馔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周海鸥《食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专题史》(四种,含上述姚伟钧等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俞为洁《中国食料史》、瞿明安等《中国饮食娱乐史》、张景明等《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这套丛书,从四个侧面完整梳理了中国饮食文化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对把握中国饮食文明演进规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断代饮食史和不同时期饮食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高启安著《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通过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饮食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结合传统史料中的饮食资料及现今河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饮食现象,分别从食物原料、饮食结构、饮食加工具、餐饮具、食物品种和名称、宴饮活动等方面揭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饮食文化。刘朴兵著《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对唐宋两代的食品、饮品、饮食业、饮食习俗、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思想等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发现唐宋饮食文化有着许多显著的差异。唐代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而宋代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则大大减弱。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宋代饮食文化则显得细腻精致。唐代饮食文化的贵族化色彩显著,宋代饮食文化的平民化色彩突出。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而宋代饮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则显著增多。唐宋饮食文化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与唐宋社会文化的差异基本上是一致的。唐宋两代的饮食文化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内容,表现出中国饮食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

这方面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王赛时《衣食住行汉唐流风:中国古代生活习俗面面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版)、周新华《稻米部落: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华《吃在民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姚淦铭《先秦饮食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伟钧、刘朴兵《清宫饮食养生秘籍》(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周粟《周代饮食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三是关于中国饮食具体门类的研究也更加细致深入。我国种茶、制茶、饮茶历史悠久,历千年而不衰,近年来人们对茶的卫生保健功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饮茶之风日盛,带动了种茶、制茶、销茶的发展,有关茶事的研究也随之日益深入。徐海荣的《中国茶事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规制宏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可以说是对以往茶事研究的全面总结,该书的出版对后续的茶事研究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关剑平的《茶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以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形成、传播为线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茶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作用。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该书通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揭示了中国茶叶对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并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筷子是中国传统饮食中最重要的器具和汉文化圈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以“箸”(即筷子)为研究对象,以时代先后顺序为经,以“著”的产生及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关系为纬,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的箸文化,论证了筷子在整个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黄志根《中国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胜宝《姑苏酒文化》(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版)、何满子《中国酒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旭烽《瑞草之国———中华茶文化随笔》(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平真《中国酿造调味食品文化———酱油食醋篇》(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王从仁《中国茶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朱世英等《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方爱平、姚伟钧《中华酒文化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启荣等《中国酒文化大观》(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齐士、赵仕祥《中华酒文化史话》(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蓝翔、王剑勤《古今中外筷箸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沛云《中华枣文化大观》(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薛党辰、陈忠明《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韩胜宝《华夏酒文化寻根》(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文棠《茶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益《阳澄湖蟹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蒋雁峰《中国酒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华《调鼎集:中国古代饮食器具文化》(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刘枫《茶为国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祥《古典名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李春祥《饮食器具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韩良露《微醺:品酒的美学与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袁立泽《饮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陈念萱《我的香料之旅》(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二、饮食民俗研究:重心进一步下移

饮食既然是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饮食文化自然也就在民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将饮食视作民俗的一种,其涵盖范围便包括了从食材获取到制作方法乃至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及其相关习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场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它(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后相继出版、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该书作者都是该领域的学术翘首,内容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了饮食、服饰、居住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风俗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会生活史。传统的中国饮食民俗研究,往往将目光圉于中原地区和汉族地区,研究内容也多限于与食物本身有关的事项。新世纪以来,饮食民俗研究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食物获取、制作工艺、食品形态、保存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其他分支,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姚伟钧、张志云的《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在充分展示春秋战国时期领异标新、惊采绝艳的楚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以“饮食”和“服饰”两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项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整理和展示了春秋时期楚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我国古代民俗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为新世纪的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方面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姚伟钧等《饮食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康健、李高峰《中华风俗史———饮食•民居风俗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邱国珍《中国传统食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薛理勇《食俗趣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诏《饮食:民俗文化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仁湘《民以食为天》(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区域饮食文化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代表著作有: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以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为限,探讨了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革命、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等,虽开饮食文化区域化研究之先风,但研究范围仍未跳出中原地区。而熊四智、杜莉的《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巴蜀(四川)地区,分别从巴蜀茶文化、巴蜀酒文化、巴蜀肴文化、巴蜀馔文化、巴蜀筵宴文化、巴蜀饮馔人物等六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四川地区的饮食文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非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著作。杜莉的《川菜文化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更是一本全面、系统而又精炼地介绍川菜烹饪文化与艺术、技术与科学的教材性著作。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姚伟钧先生所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著作,也是一部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区域饮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该书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谈起,分门别类地细致记述了长江流域的主食、肉食、蔬菜瓜果业、长江源头的饮食风尚、云南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等内容,全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安排得当,边叙边议,史论结合,是目前我国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以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农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稻作农业得以在长江流域盛行的原因,总结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而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食文化葱茏丰厚,绵延不绝,王建中等《东北地区食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以如此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将几千年的东北各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广东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菜以“口感清新,制作精细,讲究鲜活”为主要特色而闻名于世,经一代又一代名师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独特的潮汕饮食文化。张新民《潮州天下: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潮汕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和阐释,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潮菜文化与历史,逻辑缜密,想像丰富,文笔优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潮汕饮食文化、扩大潮菜乃至潮汕的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也对南宋临安的饮食作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研究,该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辅之以考古发掘,还原了一个真实南宋临安的饮食社会,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其他如李维冰、周爱东《扬州食话》(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食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翟鸿起《老饕说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福兴等《河洛饮食》(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高树田《吃在汴梁:开封饮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文华《吃在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楠《云南吃怪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承嗣荣《澄江食林(江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梁国楹《齐鲁饮食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初《湘菜盛宴》(岳麓书社2005年版)、茅天尧《品味绍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朱锡彭、陈连生《宣南饮食文化》(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姚吉成等《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周松芳《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对民族和宗教饮食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学术著作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行“满席—汉席”礼食制度,将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帝国末期的史实。作者认为:随着朝迁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酬酢筵式也因之而形成。但官场筵式却不受朝延礼食制度的约束,自由、排场、奢侈是其本特征和演化走向,并且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宴席,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满席—汉席”、“满汉席”、“满汉全席”这样三个不同历史形态和阶段的满汉全席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伴随了清帝国由兴盛到衰微直到倾覆的历史,同时也映射了满族文化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满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不断深融博洽的历史大势。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国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现象———食品的制作、餐具的选择、饮食的特点、进食场面的讲究等为对象,揭示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信仰等文化内涵、展示了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围绕饮食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以及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政策军略、卫生保健、社会功能、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并对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文化层次性、饮食理论等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白剑波《清真饮食文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从宗教的角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教清真饮食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马德清《凉山彝族饮食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华、汤亚平《彩云深处升起炊烟:云南民族饮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胜能《西双版纳傣族美食趣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韦体吉《广西民族饮食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刘芝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其香《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荟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净修《纳西饮食文化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南华、刘智斌《云南民族食品》(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黎章春《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对饮食与养生保健关系的关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辉等《古今食养食疗与中国文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王昕《饮食健康与食品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史幼波《素食主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顾奎琴《药食传奇:中医保健养生食材精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阳英《生机饮食自疗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光乾《饮食养生》(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洪尚纲等《对症药膳养生事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版)、鲁永超、潘东潮《寺院素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王子辉《素食养生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文彦、周秀来《再现随园食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是对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因子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代表著作有:施连方《饮食•生活•文化:〈西游记〉趣谈》(中国物资出版社2001年版)、刘殿爵等《齐民要术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萍《水浒中饮食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辉《周易与饮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闫艳《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苏衍丽《红楼美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矫继忞、蔡同一《易经文化中的饮食养生》(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葛景春《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饮食人类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单纯从社会生活史和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倾向于将饮食视为族群文化的遗留物,往往将目光锁定于过去,历时地和相对静止地进行研究;其二,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倚重文献,较少运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记录等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极少运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第三,传统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缺少对同一饮食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和当代不同饮食文化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实际上,西方对饮食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的。饮食文化人类学(饮食民族学)的代表性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约翰•伯内特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食物以及进食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西方,“饮食”在最近三十年已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时髦话题。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根据人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认为,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倾向②:第一个取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饮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化的社会生计问题,强调食物的社会化功能及其表述。代表作有理查兹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等。第二个取向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种对象特性的选择,将它们作为工具性的要素,以寻找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蜂蜜与烟灰》等著作中构建的“二元对峙”、“分类丛”和“烹饪三角结构”是典型代表。第三个取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饮食在不同社会、民族、宗教等背景下的结构性研究,发现特定社会的“文化语码”。在这方面,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大陆及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但专门从事饮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仍为数寥寥,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贫困,与中国饮食文明的丰裕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大陆,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对饮食文化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官方公布的学科门类中并没有“饮食文化”这一项,饮食文化甚至无法具体挂靠于某一学科专业之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云飘教授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分两条路线③:第一条主要是引介西方的饮食人类学理论和著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燕和教授在《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5)一文中对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饮食人类学存在两大理论流派:唯心派和唯物派。前者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为玛丽•道格拉斯所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的核心是从心理结构解释人类饮食行为的基本共同点,说明某些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后者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从物质文化的实用基础解释民族饮食偏好之谜,分析表面似不合理而却又实用之功的饮食特色和忌讳。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饮食人类学成果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圣牛之谜———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和著作,介绍了饮食人类学唯物派的观点,激发了国内学界对饮食人类学的关注。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也对美国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一书进行了评述,总结了饮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具体的饮食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方面,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的瞿明安教授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象征理论的系列论文可作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民间文化旅游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瞿明安先生的研究拓展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颇有启迪作用。其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北京“新疆街”饮食风貌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族群、信仰和阶层在同一社会空间产生的文化互动(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此类的代表著作还有赵霖《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吃———食以善人食亦杀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肖坤冰《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阵地,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地方饮食。代表著作有:谭少薇《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客家菜馆与社会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饮食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台湾地区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台湾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涉及过饮食研究领域,李亦园、庄英章、张珣、余光弘、蒋斌、林淑蓉、余舜德、潘英海等在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时或多或少都兼顾了相关的饮食研究,如张珣教授以当归为切入点,结合民族志材料和中医养生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女性身体与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台湾《考古人类学》2007(67))。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及其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半年刊)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比如2003年由基金会组织,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古迪、西敏司、华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金光亿、陈其南、吴燕和、蒋斌、王明珂、谭少薇、彭兆荣、徐新建等就广泛的饮食议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梁昭:《中国饮食:多元文化的表征———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王明珂、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还围绕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台湾最新的饮食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有由陈元朋、姚伟钧执行主编的《台湾美食的文化观察———台湾特色美食的形成缘由与文化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舜德主编的论文集《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录了多篇饮食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如蔡怡佳的《恩典的滋味:由“芭比的盛宴”谈食物与体悟》、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陈元朋的《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及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等。

(三)海外关于中国饮食的人类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西方学者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也实现了零距离接触。近年来海外汉学界对中国饮食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除了西方人类学家以专著形式论述或在著述中兼论中国饮食外,一批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学者,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者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马文•哈里斯的《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穆素洁的《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后者的代表著作有:旅美学者阎云翔通过剖析中国的麦当劳餐厅,揭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快餐消费的丰富意义(阎云翔:《汉堡包和社会空间:北京的麦当劳消费》,戴慧思主编:《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黄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冯姝娣(JudithFarquhar)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美]冯姝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其他还有: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景军《神堂的记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综上所述,进入新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已然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饮食史和饮食民俗研究方面,视野更加宏观,分类更加细致,具体研究更加深入。尤为可喜的是,学界已开始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视野、理论和方法观照饮食文化,无论是海外、港台还是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家除了在民族志研究中对一些民族和族群的饮食传统和习惯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之外,还为饮食人类学这一门新兴学问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21世纪的人类学越来越关注民众当下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我国虽然具有悠久的饮食文明和彪炳于世的饮食文化,然而,从文化体系方面对饮食进行学科性研究,比如饮食人类学、食物生态学、饮食的民族认同、饮食的性别研究等却相对薄弱,加快这些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更有利于加深对饮食民生与人类生存、发展这一终极话题的思索。

饮食文化论文 篇五

1.1西方人的饮食更加关注营养与生存

英美人注重食物吃下去后能够使身体保持健康结实,能够抵挡疾病的侵袭,而对食物其他的方面考虑得不多。尽管所吃食物的口味一成不变,但是西方人也认为必须要吃下去,因为食物有营养。换言之,西方人对于食物尤其关注是否具有搭配的营养成分,以及自身能否充分吸收。在西方烹调中处处可见讲究营养而忽视味道的现象,例如:开胃冷酒冰镇后还要在其中加入冰块,饮后舌表面的味觉神经的灵敏度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不能分辨饮食的味道;食用的牛排往往要求三分熟甚至还带着血;白水煮土豆等等。西方人拒绝使用味精,认为味精没有营养而且还有副作用;生吃西红柿、黄瓜、生菜、洋白菜、洋葱、西兰花等蔬菜。

1.2中国人的饮食更加追求美味和享受

自古以来,中国人在饮食方面追求的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在中国的烹调中味道是其所追求的最高准则。中国人认为,“吃”绝不仅仅为了吃饱、有营养,有的时候在“美味”食物的诱惑面前,即使吃饱了还要接着吃点,主要是为了尽情地追求味觉的享受。虽然中国人非常讲究食补、食疗,主张利用合适的饮食来达到滋补养生的目的,但烹调的第一要求还是美味,因此中国饮食存在的最大弱点便是营养问题。

2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具体差异分析

2.1在饮食方式方面存在的差异

在中国,不管是私人或家庭聚会吃饭,还是因为公务、商务、婚礼等而举办的宴席,大家都围坐在一张圆桌前,这可以从形式上营造一种礼貌、团结、共享乐趣的氛围。而放在圆桌上的佳肴美味,既供一桌人欣赏品尝,又是大家交流感情的媒介。席间,人们相互敬酒、让菜,人与人之间相互体现了礼让、尊重的美好品德。这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以及普遍追求“大团圆”的心态。而在西方的宴会上,尽管食品和酒很重要,但是主要还是作为陪衬。举行宴会的核心是交际,在席间通过主客之间的交谈,达到增进友谊的目的。与中国饮食方式存在的更为明显的差异是,西方一般习惯于自助餐,即陈列出所有的食物,以便于大家各取所需,而且吃饭时也没有固定的位子,主客人可以自由走动,这样方便人们相互之间交流感情,这也是西方人尊重自我、尊重个性的表现。综上所述,增进友谊、交流情感是中西方宴会共同的目的,其中的差别只是中式宴会体现更多的是全体宾客的友谊,而西方宴会体现出的交谊更多的是在个别如相邻宾客之间。

(1)中国人强调和谐,注重和合与整体。

中华民族向来追求“和”与“合”的境界,体现到烹饪方面则为调和“五味”,在食物烹制的过程中,在保持原料自然味道的同时,遵循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调和“五味”,从而达到食物的美味可口。因此,中国菜在烹制时都要选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同时选取多种调料来进行调和。因此,中国饮食往往以其味美而独具魅力。

(2)西方人追求自由,注重个性与分别。

中西饮食文化的特征明显的差异是中国重“和合”,而西方重“分别”。在西餐中,正菜的各种原料互不关联,通俗地讲:鱼就是鱼,鸡就是鸡,烹制时绝不相互搭配或与其他原料搭配,即使有搭配,也只体现在盘子中。例如:“土豆烧牛肉”这道菜,不是在一锅中烹制土豆和牛肉,而是牛肉烧好后再搭配煮熟的土豆。这充分体现了西方“重分别”的社会文化。

2.2在饮食对象方面存在的差异

在西方人看来,菜肴主要用来充饥,因此往往是大块吃肉、整块吃鸡,而中国往往随意性地使用烹调原料,在西方人看来没有利用价值的原料,在中国可能都是极好的;西方厨师觉得没有办法处理的原料,而在中国厨师的手中却具有神奇的功用。西方人更重视合理地搭配营养,如他们的罐头、快餐等食品,尽管都是一成不变的口味,但是具有丰富的营养,而且节省时间,所以西方人往往拥有比中国人普遍健壮的身体,个高、腿长、肩宽,肌肉发达。因此,针对具有明显差异的西方饮食对象,有人认为中国人是植物性格,而西方人属于动物性格。除此之外,中国人一般是一日两餐或三餐,而西方人一般是一日多餐。

(1)西方坚持科学规范地进行烹调。

西方在菜谱中都以“克”进行原料计量,而且他们往往喜欢带着菜谱去买菜、烹饪菜肴。但是在复杂的工序面前,他们常常是无能为力,这直接致使西餐缺乏特色。例如:肯德基在烹制炸鸡时,不但要依据配方进行配料,而且还要严格按照规范控制油温和炸鸡的时间。因此,肯德基在全世界的味道都是相同的。除此之外,烹调的规范还要求配料的准确、添加调料时要以克计、烹调的时间要以秒计。因为西方过于强调规范化地制作菜肴,导致烹调变成一种机械性的工作,从而连机器人都可以代劳。

(2)中国推崇烹调的随意与特色。

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烹调不讲究精确和规范化,反而显得很随意。在中国的菜谱中,对于菜肴原材料的准备量、添加调料的量常常描述得非常模糊,一般都表述为“少许”、“半碗”、“一汤匙”等等,而究竟是多大的汤匙和碗,“少许”的量究竟是多少,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中国的烹调中,各大菜系的特色和风味都是不同的,哪怕是一个菜系里的同一菜品,也会由于不同厨师的爱好特点,而选择不同的配菜和调料。甚至于一名厨师烹制同一菜品,也往往会根据季节、场合的不同,用餐人不同的身份、口味和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中国烹调的这种随意性的特点,使中式菜肴的菜式丰富多彩。

2.3在饮食习惯方面存在的差异

中国人在烹饪的过程中,喜欢添加醋、姜、蒜、葱、辣椒等佐料,其作用是消脂、杀菌、刺激食欲、促进消化等;西方人在进行烹饪时不喜欢添加味精,主要是因为味精中含有钠,过多地摄入不利于身体健康。中国人大多喜欢每天出去购买新鲜的食材进行烹饪,而西方人常常是一周内一次性地把食品购全存放在冰箱里,每天就是吃冷冻食品,而且所吃的罐头以及腌制品的数量分别8倍和6倍于中国人所吃的数量,而这些罐头以及腌制品较多地含有防腐剂和色素等,往往不利于身体健康。在饮食结构方面,中国人每天吃的蔬菜要远远多于西方人,而西方人每天吃掉大量的蛋白质食品,反而由于食用纤维素太少而影响肠胃的功能,因此与中国人相比,他们的消化系统患病、患癌的比例要高得多;中国人往往相对地吃粗粮,而西方人常常喜欢吃精面粉等细粮,实际情况是,粗粮的营养物质多于细粮;中国人偏爱使用植物油烹饪菜肴,而西方人则喜用含胆固醇较高的动物油,而且每天还摄入很多的黄油。

3结语

饮食文化论文 篇六

早在中国就一直流传着:“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可以看出中国人在饮食上很早就认识到食物味道的重要性。中国的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重要的是人们在食物的味道上有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从古至今,中国人都在不断地丰富着饮食文化。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本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饮食从先秦开始,当时受到佛教的影响,人们主要是以素食为主,谷物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人们认为食肉食腥是杀生的行为,因此大大推动了蔬菜类植物和烹饪制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豆制品技术的发展。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思想逐渐开放,饮食观念有了很多变化,人们对食肉食腥就没有太大的约束,同时受西方饮食的影响,中国人更加重视饮食的科学性,餐桌上肉类和奶制品也越来越多,并且样式也日益丰富。在西方,人们更注重的是饮食的科学性,在人们的饮食结构里比较注重蔬菜的合理搭配,西方人们保持着游牧的习俗,也比较注重动物蛋白质的摄取,牛肉、鸡肉、鱼类和猪肉较多。到现在西方人们对饮食上更加注重肉类的食用,甚至发展到现在肉类的重视度已经超过了中国。西方人们对饮食更注重科学合理搭配,这种科学理性化的饮食观念是值得中国人借鉴的。

二、中西饮食对象差异

一个民族对饮食对象上的差异因当时地域、气候以及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自古主要是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国家。历来就是以谷物为主,但随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文化的不同,人们的饮食对象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饮食种类和范围不断扩大。食物的种类越来越多,烹调方法更是五花八门。不同的地域造就了不同的食材,食材的不同,就直接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的不同。中国的面食可以说是有着最古老的历史,面食一直是人们比较喜欢的饮食。食物的多样化,食物的创新,使得人们在食用时能够乐在其中,达到身心的愉悦。中国的饮食文化也丰富多彩。儒家文化是中国历来都很重视的文化,儒家讲究“以和为贵”。在饮食文化上也同样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哲学观念也用到了中国的饮食上。西方饮食传统农业主要为畜牧业,种植业只占很小部分。因此西方人以食用肉类和奶制品为主,谷物为辅的饮食方式。西方人饮食常讲究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和天然营养。他们食材虽然丰富多样,但常常种类单一,饮食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和生活交际。过于讲究科学性造成了同一道菜在不同的区域、家庭,味道通常是一样的。西方人们不会把饮食和精神上的享受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强烈的目的和功利的含义。

三、中西烹调操作程序差异

由于中国对饮食有比较多的要求,饮食对象的范围大,种类多,因此中国的烹饪原则和讲究方式会有很多的不同。中国的饮食一般各家对同样的一道菜,用同样的材料和同样的厨具做出来的一份菜的味道往往却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在辅料的添加量和火候的把握上不同,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技巧的使用在菜的烹炒上也会有很多的表现。因此人们为了追求食物在味道上的不同,人们往往会在食物辅料和技巧上的使用上会变化多端。在烹饪的程序上,人们为了追求味道的至高无上,在操作程序和准则上不是有特别的规定性,主张随意性。西方国家因为讲究的是饮食的营养和科学性,尽量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西方对菜谱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对于食物的调料,时间会精确到克,厨房会备有测量辅料的天平、量杯、定时器等等大小不同的容器。因此西方配出来的食物同一道菜往往味道是一样的。比如说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味道在全球是一样的。西方哲学的思维表现是机械化的,在饮食上就表现了理性科学的饮食文化。

四、结语

饮食文化论文 篇七

随着科技的发展,渔猎工具、炊具不断地改进。随着无数尝试和不断积累的经验,人类的食物原材料也越来越丰富。但是由于地域不同,各个国家的食材也不尽相同。中国的饮食原料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不断地汇聚、增加和补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种类繁多,涉及广泛。自古以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就是以饭食为主,以菜为辅,以菜佐饭。主食的种类主要以米食和面食为主,中国的南方多以米饭为主食,而北方则以面食为主,如面条,饺子,馒头,饼等。副食的种类更加丰富,如蔬菜、肉类、蛋类、禽类、鱼类、奶类、豆类等。

俄罗斯处于中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所以,俄罗斯人可用的食材算不上很丰富。以面包为主食,面包分为白面包和黑面包。俄罗斯人把粥视为面包的“始祖”。俄罗斯民间有句谚语是“粥——我们的母亲,黑麦面包——我们的父亲”。在俄罗斯,土豆被称为是“第二面包”,与圆白菜、胡萝卜和洋葱一起,是俄罗斯人一年四季不断的“看家菜”。丰富的森林和湖泊、河流带给俄罗斯人野味菌类、山果和海鲜鱼虾。俄罗斯饮食中副食主要有肉类(牛羊肉为主)、牛奶、奶酪、香肠、鱼类、禽蛋和块茎类蔬菜如土豆、圆白菜、胡萝卜和洋葱等。

二、餐具的差异

在饮食的餐具的使用上,中俄两国差异很大。众所周知,中国人用筷子夹菜,用汤匙喝汤、用碗盛饭。而俄罗斯人用刀叉吃牛排、喝汤则用专门的汤匙。中国的餐具在材质上以瓷为主,兼有铜、不锈钢等。中国人的餐具主要是筷子,辅之以匙,还有各种形状的杯、碗、盘、碟。在中国讲究美食要用美器配,根据菜肴的特点来选择器具,煎炒、炸爆等无汤汁的宜用平盘;炖、烩、汆等汤汁较多的则用碗、盆。餐具还要菜肴的形状相统一。例如,鱼类才适宜用长盘,丸子类的宜配圆盘。另外,餐具的色泽和菜肴的颜色也要相协调,例如,深色系的菜要配淡色器皿,而淡色系的菜要配深色器皿。俄罗斯人的餐具体系庞大,无论是刀子、叉子、汤匙还是盘子,都有各种形制。例如刀又可以分为食用刀、肉刀、鱼刀、奶油刀、水果刀等;叉可分为肉类用、鱼类用、前菜用、甜点用;汤匙分为前菜用、汤用、咖啡用、茶用等。依照不同料理的特点配合使用不同形状的刀叉。

三、上菜顺序的差异

由于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中餐和俄餐的上菜顺序也不同。传统的中餐是先上酒菜,后为饭食。先上冷菜、饮料和酒,然后上热菜。热菜的上菜顺序也有讲究。先鲜后咸,先辣后炒,先烧后蒸,先清淡后肥腻。俄罗斯有三道主菜。第一道菜为汤,俄罗斯最著名的是红甜菜汤,也称为罗宋汤或苏卜汤。接下来的第二道菜是肉菜,如炖牛肉、煎牛排、烤牛肉块,还有炸鸡、炸肉饼等等,也会搭配一些素食,比如土豆条和圆白菜。最后,在吃饭结束的时候还有一道甜食,种类非常多,有蛋糕、羹、糖水果子、冰淇淋等。在中国,甜食不属于正式吃饭的范围,它更多算作一种零食。中俄两国饮食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都有其独特之处。中俄饮食文化的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色,也折射出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揭示中俄饮食文化的差异,有助于跨越文化鸿沟,有效地避免人们在交际时由于文化的差异产生不理解或误解,从而促进中俄两国饮食文化的共同发展,增强文化的交流与友谊。

红楼梦饮食文化论文 篇八

在《红楼梦》总共120回中,共出现“酒”字580多次,直接描写喝酒的场面60多处,提到关于饮酒的各种名目则有20种,如年节酒、祝寿酒、生日酒、贺喜酒、祭奠酒、待客酒、接风酒、饯行酒、中秋赏月酒、赏花酒、赏雪酒、赏灯酒、赏戏酒、赏舞酒等等,真是名目繁多,丰富多彩。在贾府这个大家庭里,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当然是少不了的,除了在宴会上的各种酒之外,富贵人家的养生也离不开酒。

合欢酒

在《红楼梦》第38回里,因螃蟹性寒,黛玉吃后觉得心口微微地痛,要喝口热热的烧酒。宝玉忙道:“有烧酒。”便命丫环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黛玉因多愁善感,身体弱不禁风,吃了螃蟹之后喝几口用合欢花浸的烧酒,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

合欢花是合欢树上开的小白花,有安神、解郁等功效。中医认为,合欢性平、味甘,能舒郁理气、安神活络,可以治疗郁结胸闷、失眠健忘等症,令人欢乐忘忧,久服轻身明目。所以黛玉饮用合欢花浸泡烧酒而成的这种药酒,不仅能去除寒气,而且对黛玉的多愁善感、夜间失眠也有着独特的功效。

绍兴黄酒

在《红楼梦》里出场次数最多的酒,就是绍兴黄酒了。可以说,在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中,黄酒是其主要饮料酒。在《红楼梦》第63回宝玉生日那天,袭人特地向平儿要了一坛“绍兴酒”给宝二爷助兴。这绍兴酒就是宝玉特别喜爱的养生酒,因酒性平和、不伤人、有营养,是优质糯米酿造,所以深受大观园里上下人的欢迎。

关于绍兴酒,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绍兴已经产酒,到南北朝以后,绍兴酒有了较大的发展。绍兴酒呈琥珀色,透明澄澈,看上去就格外赏心悦目。此外,绍兴酒诱人的馥郁芳香也让它作为黄酒中之上品,远销至金陵、京华,并成为上层社会达官贵人相互馈赠的礼品和封建贵族之家饮宴之佳品。

惠泉酒

在《红楼梦》第16回和第62回中,两次提及了惠泉酒,大约这贾府的上下也都爱喝这种酒。

惠泉酒是一种优质的黄酒,它产于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是以清澈纯净的惠泉之水酿制而成,酒质甘润醇美。清代初年,惠泉酒已是进献帝王的贡品。雍正继位之后,曹雪芹之父在江宁织造任上,一次就发运40坛惠泉酒进京,可见惠泉酒成为贾府这个贵族之家的饮用酒是不足为怪的。

西洋葡萄酒

在第60回中,袭人依宝玉之命,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子交与芳官,里面装着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厨师柳嫂误以为是宝玉平时喝的西洋葡萄酒,便忙着取烫酒的器皿“旋子”,准备烫酒。

通过这一段的描写,透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宝玉平时除了爱喝黄酒,也爱喝西洋葡萄酒,而且酒的颜色是“胭脂一般的”。由这种胭脂一般的颜色,我们也可以推断出是比较浓郁的红葡萄酒。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在曹家所处的清代,有一些进口的葡萄酒进入贾府这样的贵族之家,完全是有可能的。

红楼养生之保健篇

《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巨著经纬纵横,包罗万象。不仅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且对保健等方面也有极为突出的描写。它事无巨细地告诉了我们,200多年前的人究竟是怎么生活的,特别是其独特的养生之道更是鲜为人知。

饥饿治疗感冒

在《红楼梦》第53回中写道:宝玉的贴身丫环晴雯患伤风感冒后几近痊愈,后因补雀裘劳累,病势渐重,“就饿了两三天,又谨慎服药调养,如今虽劳碌了些,又加倍培养了几日,便渐渐的好了。”

这就是贾府中的秘法:无论上下,只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然后再服药调养。像袭人感冒后仅饮米汤,也是遵循此种秘法调理养生。小病不吃药是古人的养生良方。所谓饥饿疗法,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吃,而是适当地喝些大米汤。患普通感冒时,可采取饥饿疗法,多喝白米粥,夏天可放点绿豆,冬天加点糯米,中老年人放点山药和枣。对于胃肠型感冒,其主要表现为厌恶油腻的食物、腹泻,可以用白萝卜加盐煮汤喝,连萝卜一起吃下去,有助消化的作用。

酷夏养生法

“夏不敞胸、热不晾背”是《红楼梦》中的酷夏养生法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夏天再热,也要穿个肚兜,保护好自己的胸部和肚子;不能因为贪凉就睡在石凳子这样的地方;三伏天也不可以吃冰,至多把茶壶浸在凉凉的井水里,稍稍有点凉就可以了。

人体的很多部位都怕着凉的:太凉的食物刺激咽喉会导致咽炎;颈部着凉会导致肌肉痉挛;腹部着凉会诱发妇科疾病;肩部和膝部着凉易伤害关节。所以即使在盛夏,我们也要保护好这些人体重要部位。

捶背养生法

在《红楼梦》里,捶背的场景比比皆是。如第53回写道:“话说宝玉见晴雯将雀裘补完,已使得力尽神危,忙命小丫头来替她捶着,彼此捶打了一会。”

其实,捶背是一种很有益的保健方法,特别是对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可以防治多种慢性疾病,促进睡眠。老年夫妻互相捶背,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有助于延年益寿。捶背通常有拍法和击法两种方法,均沿脊柱两侧进行。前者用掌心拍打,后者用空心拳叩击,手法均宜先轻后重,力求动作协调、节奏均匀。捶背的时间,最好是下午3点到5点,此时的养生效果最好。

散步养生法

贾母是《红楼梦》中的老寿星,她的养生之道中除了饮食喜欢清淡、少而精之外,还有她喜欢散步游玩。她认为散步是“疏散疏散筋骨”,每逢节日总是和儿孙媳妇们在大观园里走动、玩乐。

现代人也很注重散步养生,吃完饭去散散步,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日常习惯。从中医角度讲,散步是一种运动,可以运动四肢,而中医理论是脾主四肢,因此散步对于脾胃的运动有重要的反馈性作用。

红楼养生之中药篇

一部《红楼梦》,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兴衰和宝黛间凄美的爱情故事,当中还有很多古人养生智慧,其中与健康和养生有关的场景、章节更是数不胜数。而在中医的眼中,《红楼梦》中更是蕴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尤其是中医药膳和治病良方。有人统计过,红楼梦里涉及的中药有100多种、方剂40多个,其中隐藏的养生玄机让很多读者充满了探秘的兴趣。

冷香丸

在《红楼梦》第7回中说道,宝钗患了一种病,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犯时出现喘嗽等症状。一个和尚给宝钗说了个“海上仙方儿”,这种药就叫“冷香丸”。自打宝钗服用后,倒也灵验。书中记载冷香丸是将白牡丹花、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花蕊各十二两研末,并用同年雨水节令的雨、白露节令的露、霜降节令的霜、小雪节令的雪各十二钱加蜂蜜、白糖等调和,制作成龙眼大丸药,放入器皿中埋于花树根下。发病时,用黄柏十二分煎汤送服一丸即可。

此方因制作工艺复杂,用料精妙而闻名,却是曹公首创用来治疗哮喘的药方。那么,冷香丸是否有效呢?至今对此仍有争议。不过,此方确实符合中医五行五色归经理论。因为咳嗽属肺部疾患,而肺属白色,冷香丸中四味花卉药都是色白入肺,用此药方确实可达肺经。而配药丸的雨露霜雪等自然水,水质清纯轻软,更易于上达肺部而增加疗效。服用时以黄柏煎汤送下,以清虚热、燥湿化痰。诸药契合病机,配方也颇精当细巧。此方如今复制虽难,但其配方理论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钩藤治肋痛

在《红楼梦》第80回中,薛蟠之妻夏金桂不听薛宝钗好言相劝,借酒发疯,大吵大嚷。气得薛姨妈怒发冲冠,肝气上逆,“左肋疼痛得很”,宝钗“等不及医生来看,先叫人去买了几钱钩藤来,浓浓的煎了一碗,给母亲吃了”,“停了一会儿,略觉安顿”。薛姨妈“不知不觉地睡了一觉,肝气也渐渐平复了”。

钩藤是一种常用中药,可用来清热平肝、熄风定惊,是治疗小儿惊风、妇人子痫、高血压等病症所常用之品。近代医家也多用钩藤治疗肝炎患者的心烦意乱、性情暴躁、左肋疼痛,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人参养荣丸

在《红楼梦》第3回,黛玉初进荣国府时,贾母初见黛玉便问她吃什么药。黛玉回答说:“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贾母闻知后说:“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

黛玉是《红楼梦》里有名的药罐子,因患肺痨长期咳嗽,体质阴虚的她经常不思饮食,同时她还患有阴血不足,心阴耗损的失眠症,所以服用气血双补的“人参养荣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

人参养荣丸是由《和剂局方》中的人参养荣汤制成,由人参、黄芪、白术等14味药组成,有补气益血、强心安神的功效,用于治疗积劳虚损、四肢沉滞、少气心悸、小腹拘急、腰背强痛、咽干唇燥等症。不过,虽然林黛玉和贾母都服用人参养荣丸,但追求的功效却是不一样的,黛玉用人参养荣丸益气养血,治体弱多病的虚损之疾;贾母服用则为了滋养气血,延年益寿,这正是中医异病同治的典型医案。

疗妒汤

在《红楼梦》第80回中,贾宝玉到天齐庙里去烧香还愿,问庙中卖膏药的王道士:“可有贴女人的妒病方子没有?”王道士说:“贴妒的膏药倒没经过,倒有一种汤药或者可医”。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早吃这么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

原来这个所谓的疗妒药,听起来不过就是一碗水果汤而已。但这碗汤中用到的梨和冰糖可以起到滋阴润肺、止咳祛痰的作用。而搭配的陈皮主要就是针对梨和冰糖的,因为这两样东西长久服用,难免会有湿气,用陈皮的作用是为解湿气。此外,陈皮也有理气化痰的功效,对妒忌而忧郁者亦有疗效。寥寥三味平淡之品虽未必真能疗妒,但也合乎以上的分析,长服久服,有益而无害。

刘姥姥和贾母的长寿养生之道

在《红楼梦》中,虽然身处官宦世家的贾母,和作为乡间村妇的刘姥姥在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和劳动强度上有着天壤之别,却都能在古人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享有难得的高寿,那么她们的养生秘诀何在?

一是恬淡闲适,遇事想得开。

贾母平时最喜欢和孙男嫡女说说笑笑,颐养天年,并不过分操心家里的日常管理。但面临贾家被抄家的大难时,贾母又能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分派救济大家,平静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刘姥姥生性乐观、幽默,受了戏弄也不生气,看似没心没肺中却有着延年益寿的大智慧。

二是适当的活动。

刘姥姥和贾母肯定没听过“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但她们却都坚持着运动。刘姥姥种了一辈子地,七八十岁了还能在地里干活。贾母则是主动“找乐子”,喜欢打牌、听戏、猜灯谜、逛园子,参加各种能“活动身子骨”和健脑的娱乐活动,而且很注重劳逸结合,累了就休息。

三是节制饮食。

贾府佳肴美味常年不断,然而,贾母面对美食却向来是浅尝辄止。她“爱吃甜烂之物”,吃东西是“少而精”,对于自家园子里种的瓜果蔬菜和刘姥姥从乡下带来的瓜菜,她特别喜欢。而刘姥姥由于家境贫寒的关系,日常饮食必然是粗茶淡饭,谈不上挑肥拣瘦。其实,这种常带三分饥和喜食瓜果蔬菜的饮食习惯,实为健身之本。

红楼梦饮食文化论文 篇九

关键词:《红楼梦》;翻译观;文化传递

一、引言

㈠ 《红楼梦》及两种译本

《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经典,译本有近20 种文字,近60 种译本,其中全译本12 种,最令人称道的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以下简称杨译)和戴维 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 敏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简称霍译)。本文以《红楼梦》原作中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为例,赏析评述两种译本在文化传递层面分别运用的翻译策略。

㈡ 文化与翻译观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深厚的国学素养和对主体文化的深刻认同必然引发杨氏夫妇对原语文化特征的倚重,因此,杨宪益视忠实为第一要义,他说“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过分强调创造性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而霍克斯的翻译以英国文化为参照系,取向于英国文化。他笃信“读者反应论”,对文化因素采取了消除的态度。

二、对比分析

㈠ 园林建筑

例句: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礼服之人。

霍译:…two great stone lions crouched on each side of a triple gateway whose doors were embellished with animal-heads.

杨译:…two huge stone lions crouching on the north side, flanking a great triple gate with beast-head knockers

对于兽头大门的处理,两种译文的差异很明显:霍译表面很忠实于原文,突出猛兽对于大门的装饰作用,主要是增加威严的气势,但是对于其进一步的挖掘,即兽头作为门环的敲门的重要作用忽略不译,展现给读者的是装饰作用。杨译则用简短的语句展现了其基本图案和作用,这样一来,中国文化中古代大门的“铺首”文化得以简单的呈现。通过对兽头门环的简单介绍,即展现、传递了中国的古文化,又能吸引读者进一步探究。看到霍译的译文,也许还不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好奇心,也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形象。

㈡ 封建礼教

例句: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

霍译:…were comparatively low-ranking ones in the domestic hierarchy…

杨译:…the relatively low-ranking attendants escorting her.

发展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在清朝稳定地传递下来,形成了整个社会、地区和家庭的严密的等级制度,在贾府这样的大家族更是如此。例句中以贾府的“下等人”,即文中的三等仆妇的华丽和高档的吃穿用度凸显贾府的繁荣和奢华。如果表明封建等级制度严密,每一阶层的人,其服饰、言行举止都在与之对应,就不难做到以上所说的凸显贾府之奢华的作用。在体现等级制度方面,霍译的增加了“in the domestic hierarchy”这一短语:基本上霍译采用了归化手法-通过增添“in the domestic hierarchy”作为“comparatively low-ranking”的依据,使得这一比较显得有理有据,杨译则省略了这一文化的具体形式和表象。

(三)饮食习惯

例句: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

霍译:…the servants brought in tea and various plates of food

杨译:Meanwhile refreshments had been served. And as Xifeng handed round the tea and sweetmeats.

东西方的饮食习惯存在巨大差异,比如食物:米饭还是面包?用餐习惯:分餐还是“聚餐”?例句中体现了中西方茶点的具体差异:茶叶是东西方文化共通的方面;点心则极为不同,中国以馅饼、酥类为主,西方则以蛋糕、蛋挞见长,而且西方茶点中必然包含糖果。霍译的“various plates of food”比较笼统,而杨译的“sweetmeats”基本符合中国糕点的特点。

三、结语

本文通过园林建筑、封建礼教、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等方面的比较,发现霍克斯采用了归化译法,把大量的汉语文化用西方文化解释, 这种以目的语为归宿的策略, 充分照顾了西方读者的需要。而杨宪益夫妇译本以“ 忠实”为目的, 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作的风貌, 保留了原作中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尽量把中国传统文化传达给西方读者。

参考文献:

[1]Newmark, Peter. About Translation「M.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1.

[2]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包惠南。实用文化翻译学「M.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4]崔永禄。霍克斯译《红楼梦》中倾向性问题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

[5]秦红梅。杨宪益《红楼梦》译本中文化成分的处理方式「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饮食文化论文 篇十

《汉书•郦食其传》:“郦生自匿监门,待主然后出,犹不免鼎镬。”由此亦可知鼎的体积之大。“鼎镬”之刑又言“汤镬”、“镬烹”,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生死之。”《汉书•刑法志》:“陵夷至于战国,……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镬烹之刑。”二是用来盛放煮好的肉食,叫“升鼎”或“正鼎”。三是在肉食中放有佐料的鼎,叫“羞鼎”或“陪鼎”。升鼎太牢九鼎、七鼎,配羞鼎三;升鼎少牢五鼎,配羞鼎二;升鼎少牢三鼎或一鼎,配羞鼎一。《仪礼•聘礼》:“宰夫朝服设飧: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又“饔,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左传•昭公五年》:“宴有好货,飧有陪鼎,入有郊劳,出有赠贿,礼之至也。”“鼎”的第二个用途是作为礼器,置于宗庙,用来铭功记德。《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又《曾子问》:“曾子问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陈,笾豆既设,不得成礼,废者几?’”相传夏禹铸九鼎,“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以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又因“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文献记载说明了夏、商、周几个王朝政权的更替,是以夺得了前代的鼎为象征的。因为鼎是传国之重器,于是后代便以“鼎”来指代王位或国家政权。唐李庾《东都赋》:“权与势移,运随鼎去,从古如斯,谓之何如?”用“鼎命”来指帝位,《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时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怀异图。”用“鼎运”来指国运,《宋书•武帝纪》:“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旧唐书•音乐志•享太庙乐章》:“基我鼎运,于万斯年。”“鼎祚”亦言国运,《宋书•谢灵运传》:“至如昏祲蔽景,鼎祚倾基,黍离有叹,鸿雁无期。”《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光武雄略纬天,慷慨下国,……休祉盛于两京,鼎祚隆于四百。”“鼎业”则指帝王之业,《梁书•武帝纪》:“三光再沉,七庙如缀,鼎业既移,含识知泯。”

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式微,秦、齐、楚三个大国都曾图谋夺取九鼎,以继承周天子之位。《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三代以九鼎为传国之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有取周室而代之之意。后遂以“问鼎”为图谋篡夺王位。《晋书•王敦传》:“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又《赫连勃勃载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商周时期,鼎成了统治阶级等级制度的标志。最明显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严格的列鼎指的是一组鼎形制和纹饰相同或相近,大小依次递减。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出土的五件圆鼎即属于严格的列鼎。据文献记载,西周天子用九鼎,分别盛放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与天子比,无鲜鱼、鲜腊。卿大夫用五鼎,分别盛放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放豕、鱼、腊,也有用一鼎的,只盛放豕。(《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迄今为止,出土九鼎的西周墓尚未发现,出土七鼎成列的有河南上村岭虢太子墓,出土五鼎成列的有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出土三鼎成列的有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一鼎的有陕西岐山贺家村五号墓等。到了东周以后,礼崩乐坏,列鼎制度便渐趋消亡。如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使用了九个鼎,这是诸侯僭越了天子之礼。这一时期甚至一些平民百姓墓葬内也有用仿铜陶鼎来随葬的。

由于“鼎”的形制特点及其在礼器中的地位,使之产生了诸多引申义,并组成许多新词。因为鼎为国家之重器,有三足,故以之比喻三公、宰辅、重臣之位,《后汉书•陈球传》:“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鼎臣”指三公重臣,《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纵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虽或颠沛,未至土崩。”又称“鼎辅”,《后汉书•朱浮传》:“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三国志•魏书•崔琰传》:“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琢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又称“鼎司”,《后汉书•谢夷吾传》:“诚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宜当拔擢,使登鼎司。”

因为鼎有三足,因以比喻三方并峙之形势。或言“鼎足”,《史记•淮阴侯列传》:“参分天下,鼎足而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或言“鼎立”,《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或言“鼎峙”,《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又因为鼎乃豪门贵族之食器,所以“鼎食”指贵族的奢华生活。《墨子•七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后“五”疑为“三”)或言“钟鸣鼎食”,王勃《滕王阁序》:“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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