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论文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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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学论文 篇一

在我国，由于受大陆法系概念法学的研究方法、前苏联法学、传统文化、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商法的特殊性在私法领域中被民法所遮蔽与掩盖，这也导致了"商法的困惑"。本文将试图从此入手，来谈谈商法在私法体系中的地位之问题。

一、商法的"公法化"没有改变商法的私法属性

所谓商法的公法化，是指商法在保持其私法本质特征的同时，增加了许多公法性质的强制性条款，从而呈现出所谓的"商法公法化"的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了克服和弥补商人自身的不足，对国家经济进行强制干预，体现在私法领域就是私法的社会本位趋势日渐上升，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公法性规范出现在意思自治的私法领域。私法领域中的"私法公法化"现象主要发生和体现在商法领域，也就是"私法公法化"主要表现为"商法公法化"。

然而，商法的私法属性不会因"商法公法化"现象的出现而改变。国家通过强制干预的措施，对商事领域的意思自治进行必要的限制，目的就是要合理充分发挥商法的私法属性，克服意思自治的不足，从反面证明了商法的私法属性仍然处于主要地位。过分强调"商法公法化"，不仅会使商法的私法性被模糊化，还会使曾与民商法相互纠结、外延不甚明晰的经济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再起争议。

二、私法发展过程中商法与民法的相互关系——商法丰富了民法

起源于中世纪的商法，同民法一样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同需求而产生的，而私法正是主要由这两个共存并且继续发展着的法律部门所构成的整体。纵观私法发展的整个过程，商法总是在不断扮演着一般私法的开拓者和急先锋的角色。

拉德布鲁赫曾说："商法作为欧洲中世纪唯一的职业法，保存着我们的时代，它并非只是历史的残余物，而具有其他法律领域难以匹敌的更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不断为生活反复充实，进而丰富了整个私法秩序。"可见，民法可以从商法中汲取新鲜的力量和新颖的思想。民法和商法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民法规范吸收了很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展到商事领域。

在私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新的商事习惯和商事法律制度丰富和发展了民法一些基本制度的内容。例如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法人制度的形成以及物权制度等等。

三、商法与民法的价值理念区分：

公平平等与保障营利商法与民法之间水交融、密不可分，然而二者的差异性亦是显而易见的。商法与民法的本质差异性是两者在价值理念上的区别。民法以公平、平等为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世界上第一部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就是解放人的法典，是"人权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体现，它宣誓了所有法国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只受自己意思的支配。民法公平平等的理念体现了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是人格平等以法律形式外在化的表现。然而，商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则是保证营利。基于规制与保障商事交易活动顺利进行的以及维护商人阶层权益的需要，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商法的产生与发展成为了可能与必要。因此，寻至本源，保障营利必然成为商法基本的价值理念。

四、商法依赖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尽管商法存在着与民法不同的价值理念和诸多区别，但绝不意味着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存在。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商法都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商法依赖于民法，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就是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这表现在以下论文几个方面：第一，民法是商法产生的基础。商法在中世纪虽然独立于民法之外产生，但是在近代社会，商法的产生则是依赖于民法，民法成为商法产生的渊源。第二，商法的适用依赖于民法。商法对于某些问题如果有欠缺的规定，则民法关于此种问题的规定可以适用。第三，由于商人阶层的消失，商法作为维护商人阶级利益的目的不复存在，其调整的仍然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因此，不顾整个大陆法系私法体系的现状而一味强调商法在整个私法体系中与民法相并立的独立法律地位，与我国的法律传统以及商法的发展趋势都不相符。我们应当以现存的整个私法的理论与制度体系为基础，在私法领域中凸显商法本身的特性，让商法能够充分发挥其对商事交易活动的法律调整作用，最大程度地实现商法的价值，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商法新论》，陈本寒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2《]商法总则制度研究》，张民安著，法律出版社

商法论文 篇二

所谓商事纠纷是指平等的商主体在正常的商事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利益追求更加激烈，由此导致商事纠纷越来越频繁，其独特性也日益显现。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处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司法需求与法律空缺的矛盾日益加深，随之而来的是商事纠纷案件的不断增多。商事纠纷是多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造成纠纷的影响因素也来自多个方面，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素，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因素，也有隐含着的不确定因素等等。首先，因受到以往司法思想及社会负面舆论的误导，存在一些商事主体轻率诉讼及滥诉的现象。近年来，群众打官司特性逐渐由传统的“讨公道”型转变为“争利益”型，以往的社会矛盾问题主要由政府出面解决，现在主要由司法机关负责，当中还存在部分矛盾较为尖锐，采取走司法路径不易解决的情况。例如，一些公司内部的纠纷案件，其中涉及到因公司倒闭造成的职工的安置问题，其涉案主体主要是公司，其所占用的土地主要是集体土地，该资产存在“变现难”的特点，同时公司与员工之间存在“调解难”的现象，这些都会造成案件处理停滞不前，提高其处理的难度。其次，商事法律研究的缺乏造成商事纠纷处理存在先天不足，后期补给不够的现象，从而造成局部事件存在“无法可循”的现象。从传统意义上讲，我国法律历来都是民商合一。商事纠纷处理最早是由经济纠纷处理演变而来，其本质上是“大民事”格局下的民商事审判。早在上世界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各级法院针对经济纠纷案件逐渐开始了经济审判庭的设立。2000年9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将“商事审判”独立出来，初步建立了民商事并行的新式审判格局。但是，因为较全面的商事法律理论体系尚未成型，在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下，仍存在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办案人员未能有效辨别商事纠纷的独特性，从而疏忽了对商法基本理念的分析探讨，甚至存在一些办案人员直接将商事纠纷视为民事纠纷来对待，完全无视商法的基本理念，这是与商事立法精神相违背的，也难以正确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极大的损害了涉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再次，因为商事经济活动瞬息万变，这也极大地阻碍了商事立法的进程，从而导致商法立法存在很大的滞后性。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加速大背景下，商事纠纷案件日趋增多，法律未明确规定，但频繁发生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案件越来越多，法律有明确规定但较偏门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在新《公司法》正式施行后，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方面的纷争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其所带来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商事立法因其滞后性导致新类型商事案件在处理的过程中不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性，虽然能够找到有效证据，但是时常有无法有据现象发生。有些商事案件因其涉及范围较广，例如股东权益纠纷案件等，这对专业知识的要求较高，同时也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持，若无现成可依据的商事法，办案人员难以完成案件纠纷的及时、快速处理。最后，在实际的处理商业纠纷过程中，因商事纠纷主体数量不断增多，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之以往也更加复杂，更加大了其处理难度。

二、强化商法运用的必要性

目前，在我国广泛存在着商法理念理解错误、商法意识不清晰、商事司法活动不规范等现象，这给我国的经济及司法秩序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受传统民商事一体化观念的束缚，一些人将商事纠纷简单地等同于民事纠纷，习惯于用民法的基本原理甚至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决商事问题，导致商事纠纷处理工作遇到困难。鉴于商事纠纷处理的独特性和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迫切需要强化现代商法理念和商法意识，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说，在商业活动中强化商法运用已经刻不容缓。首先，因目前国内商事活动日益增多，其秩序需要健全的商事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其次，商法虽与民法具有较大相似点，但其也具有自身特性，特别是在价值取向及制度设定方面存在区别于民法之处。再次，商法具有科学性、技术性、合理性的精神特点，而不仅只是具有营利性及易变性。现代商事司法在商事纠纷处理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对商事的新范畴、新规律进行积极的探索，而且必须通过严格依法办案来解决商事纠纷，保证良好的市场秩序，从而保障市场经济安全运行。同时必须要不断强化商法意识，加大对经营主体的资质审查力度，重视在商业纠纷中的人身安全保护，重视对企业的维稳，重视商事合同自由的保证，重视快捷支付的安全保障，重视商事习惯的价值等等，并以此对司法行为进行规范，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现代商事司法理念的建立

所谓商事司法理念，是指在处理商业纷争过程中所依据的法律基本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事审判便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了法院审判工作的一般理念，也存在自身独特性的理念。要想顺利地进行商事司法工作，就应当建立起正确的指导性理念。第一，要充分肯定自身性，牢牢建立起商事主体理念。商事主体是指在法律规定允许下参加商业活动，并能够在商事活动中承担义务及获得权利的人，主要是指个人与组织。商事主体的主要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其行为有着明显的营利性质；二是其不能够是政府机构；三是其应当具有积极的法律行为；四是其权利及义务具有一定的对等性。第二，要把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建立起商事交易收益理念。市场经济是先进的商品经济，在商事活动中获得利益才是商事主体最重要的任务，是基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利益机制的必然结果。商事主体在处理企业体制改革、申请破产及清算公司账务案件时，要加深对社情民意的理解，积极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经济社会关系的平衡，从而有效保护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合法利益，这样才能够化解各类复杂的纠纷，达到有效防止突发性事件及不良事件的发生。第三，要重视集约效能，建立商事交易新式高效理念。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态势下，商事交易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模式，从以往的近距离交易逐渐转变为远向交易，从实物交易转变为虚拟交易，从小部分交易转变为大批量交易，从国内市场交易转变为国际市场交易，从短期易转变为持续易。第四，要做到诚实守信，建立商事安全交易理念。商事交易都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既可能是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也可能是因人为因素造成。“为保证交易的公正、公平及快捷，商法在商业行为方式及商业行为规则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如果缺少足够的技术性规范的保障，商法的精神便难以体现。第五，要做到人人平等【WWW.XUANCHUAANYUAN】，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商事交易理念。公正、公平的商事交易不仅是民法的精神体现，也是商法的灵魂所在。人民大众在商事公平的理解问题上与商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人民大众视角中，公平是具有很强的社会伦理性的；在商人视角中，公平在商事中主要表现的是经济公平。人民大众对社会公平理解主要表现为平均概念，商人对公平的理解主要表现为机会平等和平等交易。在进行商事纠纷案件处理时，要对公平评价、公平范围、公平主体等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充分展现出商事纠纷处理的公平性精神。

商法论文 篇三

二 关于民商合一的相关论述

民商合一立法体制的形成，是根植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需要。市场经济极大发展，导致人的普遍商化，生产者直接成为商人，商人直接成为生产者，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融合为一体，并进一步导致商人特殊阶层及其特殊利益的消失，从前经营是商人的特权，现今已成人人得之。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导致商法独立存在的经济和社会根基逐步丧失(5)。还有学者主张民商分立不仅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而且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进一步规范；还认为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故不可取(6)。

此种观点在我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而且随着近几年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研讨的深入，民法学界有人明确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张。认为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和整个市场所使用的共同规则集中制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市场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7)。有的学者则认为采用民商合一体例，首先意味着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制定商法典，确切地讲，是不制订独立的商法典，所有的商事特别法都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而存在。我国在制订合同法时就使民法和商法有机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8)。

李宝君、吴元国赞同此种观点，他们认为，从西方民商事立法的历史去考察，是一个由“私”到“公”的过程，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经历，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对于商法理论的研究和立法经验不足。我国的立法传统一直是大陆法系成文法的模式，从历史上的几次立法模式的争论来看，大多是民商合一占据了上风，私法一元制就可独立完成调整民商法律关系的任务。基于此，他们认为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合一是当前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最佳选择。

对于民法学者坚持的民商合一论，笔者并不赞同。持赞同的学者在其论述中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其正确性和可行性是令人怀疑的，其所持论据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商法论文 篇四

[论文摘要]法律价值是一定的社会主体需要与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现象的关系的一个范畴。这就是，法律的存在、属性、功能以及内在机制和一定人们对法律要求或需要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显示出来的。“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法律的主导价值则是指当法律所追求的多个价值目标出现矛盾时的最终价值目标选择。调整对象的差异固然可以直接界定部门法的调整范围，但主导价值的不同则会决定不同立法的最终目的，从而使法律部门的划分成为必要。商法与民法主导价值的差异是商法比较民法而独立存在的理论基石。因此将对商法与民法主导价值进行比较。

一、商法的主导价值

效益，在经济学上原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这也是效益的初级的或直观的衡量标准。效益的高级的或深层的衡量标准是根据预期目的对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最终结果作出社会评价，社会资源的配置使越来越多的人改善环境而同时没有人因此而环境变坏，那就意味着效益提高了。法的效益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的意义。其在于利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方式，来规范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法律的有机作用促使效率结果的出现。

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而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事关系是商事主体基于营利动机而建立的。营利乃是一切商事活动的本质之所在，是商人据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法就是为了商人的利润最大化而存在的行为规则。因此，商法中的一些重要制度之构造，如商事登记制度、商是帐薄制度，商事名称制度等等，以及商行为中的一些重要规则之确立，如买卖、、仓储、证券、票据、保险、海商等等，都是为了确保商人的营利目标的实现。规范重点为商人的营利活动是商法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本质上是对商人获利观和商业动力机制的法律肯定，体现着商法在增殖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基本社会功能和价值追求。这也决定了效益在整个商法价值体系中的主导价值地位，是商法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价值标准。商法的效益价值可以表述为商法调整商事主体行为使市场资源配置达至效用可能性曲线或称帕累托最优态即经济实现“一般均衡”，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的安排，都不可在无损于任何人的前提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较前更好。商法还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于1937年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创交易费用学说，以阐释企业存在及扩张的意义。后来，交易费用这个概念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分析法律学派的基本范畴。交易费用是指生产以外的所有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发现交易对象、产品质量、交易价格、市场行情等的费用)，测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即提供交易条件或交易前提的费用)，时间费用(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执行合约的费用，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实施制裁、以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以及风险的费用。费用是社会财富或资源的一种无谓浪费。由于节约交易费用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而商法是保护正当营利活动的法律，因此，节约交易费用成为商法存在的经济根源，商法可以从降低交易费用入手实现效益价值。依科斯关于企业理论的一般观点，用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去代替市场上通过契约完成的交易，说明企业(公司)与市场是两个相互替代的手段。这是因为，由于组织生产不外乎通过市场交易和建立企业两种基本方式进行，与市场通过契约完成交易不同，企业是依靠权威(董事会和经理机关)在企业内部完成交易，把交易由市场移到企业内部，以节约交易费用。简而言之，企业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它能够减少交易费用。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法人格制度之所以能发展完善到今天的地步，与其具有极大的经济功能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经济学家关于企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的学说来证实。应该说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作为公司法人格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公司法人格制度的经济价值之根源所在。这种将股东的责任限制于其投资范围之内，使股东与公司债务隔离的原则，被视为是成立公司之主要利益。所以，当历史发展到将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与法人制度完美地结合到一起的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为主要公司形式时，就使公司制度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使其在资本迅速集中、资本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减少、利润最大化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其他法律主体所不能比拟的作用。真正实现了法人制度社会经济价值目标。由于节约交易费用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而商法是保护正当营利活动的法律，因此，节约交易费用成为商法存在的经济根源，商法可以从降低交易费用入手实现效益价值。

二、民法的主导价值

什么是公平？对此，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认为：“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公平观念的核心要素。”实际上，公平本为道德规范，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而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中，其判别主要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人们公认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经济利益上的公正、等价、合理为标准来加以确定的。公平主要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在相互关联的社会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或分担。这种分配或分担的结果能够为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

在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分派的要求，谓之公平。公平偏重于社会正义方面，不仅可适用于严格意义上的交换关系合同关系，而且。可适用于非严格意义上的交换关系损害赔偿关系。由于就调整对象而言，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所关注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的本等和利益的平衡，其立足点不在于主体的额外价值获得，因而，公平是其首要原则。公平原则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所追求的目标。对此，我国著名民法学者徐国栋教授深刻地指出：“公平是民法的精神，尽管民法的各种规定千头万绪，复杂万端，如果要对其作一言以蔽之的说明，必定用得着‘公平’二字。舍却公平，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即公平是民法精神的集中体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平是民法的活的灵魂。因此，公平是民法的主导价值。超级秘书网

公平价值在民法中的具体体现是：民事主体有同等机会参与民事活动，行使和实现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具有对应性，不得显示公平：民事主体在承担民事责任时，责任与过错程度相适应。不少国家对公平原则还设有明文规定。

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契约不仅依其明示发生义务，并按照契约的性质，发生公平原则、习惯或法律所赋予的义务。”《德国民法典》第315条规定：“由契约当事人一方确定给付者，在有疑义时，应依公平的方法确定之。依公平的方法确定给付者，其确定只于适合公平时始得对他方当事人发生拘束力。”我国《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存在依一方预先制定的格式合同条款签约的情形，因此《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

三、结语

效益是商法的主导价值，商法自然应为繁荣市场、提高效率作出周密设计；公平是民法的主导价值，民法为维护正义、公序良俗作了很多安排。而这种差异的根源，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张国键先生所言：“商韦法与民法(尤其债篇)，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韦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公众之利益。”

参考文献

[1]徐学鹿著，《商法总论》，人民法院出版利1999年12月第1版

商法论文 篇五

[论文摘要]近些年来，关于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讨论是颇为热烈，在这些讨论中，学者围绕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的关系展开了颇为详实的论述。而我个人认为在探讨商法的法律地位时仅探讨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即可，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实无探讨之必要。因为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争议过大，故本文对商法法律地位之探讨仅讨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中国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实务准备，使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得到了理论及实务界的普遍赞同。其实，商法能否独立于民法而存在，并不取决于商法已经得到了形式意义上的独立，而在于商法是否足以具备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必要特征以及是否有必要存在。

一、商法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一）商法在我国的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商业极不发达，在法律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更无所谓的独立的商事立法。直到近代五口通商以来，海禁大开，洋商蜂拥而入，民族工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华洋商人诉讼事件也日益增多，由于领事审判权的存在，每有纠纷，洋商即可依其本国法诉诸各该国驻华领事予以裁判，而华商则因无法可依，即使权利受到侵害，只能听凭地方官吏任意裁断，其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就在“商战”救国舆论方酣之际，满清朝野上下遂齐相呼吁制定商法，以保护国权商利。

（二）商法在我国的曲折发展

1904年清末政府制定和颁布《钦定商律》，开始了中国近现代一系列商事立法的进程。它名为商律，实则仅包括作为商法总则的《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两部分内容，其他各商事法规均付阙如。此外，清末政府还颁布了破产律和银行通行则律等。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初期颁布了《公司条例》与《商人通例》几部商事法规之外，由于内乱频频，政府更迭频繁，无瑕顾及立法建制，因此，商事立法少有建树，正式颁布的法规也多具有暂行性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立法成果丰富，只短短几年时间便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六法体系。但在商法编订体例上，南京国民政府却一反清末以来制定统一商法典的传统做法，改而建立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同时实行单性行的商事法。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由于废除了的六法全书，新时期商事法规的宗旨和任务便是配合国家政策将私有的商品经济逐渐转变为公有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经济，最后消灭商法本身，因而商法在这段时期经历了摧毁性的打击。[1]

（三）改革开放后商法的新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确立，我国立法机关相续颁布了《海商法》（92年11月7），《公司法》（93年12月29），《票据法》（95年5月10号），《保险法》（95年6月30），《合伙企业法》（97年2月23），《证券法》（98年12月29），《个人独资企业法》（99年8月30），在此之后，《保险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特别是2006年《企业破产法》等相继修订。这些单行商事法规的出台，为我国商法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关于商法的几种立法模式

（一）国外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1．民商分立模式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即既制定民法典，又制定商法典，商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包括商行为法模式，商人法模式和折衷商法模式三种。2．民商合一模式以瑞士为代表：即只制定民法典而不制定商法典，把商法的有关内容看作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规定于民法典中，要么规定于单行法中。3．示范性质的统一商法典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即商法典只具有民间示范法性质，对全美并无法律约束力。4．单行商事法模式以英国为代表：没有典型的商法典，更没有独立的商法典，而是在总结有关商事习惯和判例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单行商事法。

（二）我国关于商法立法模式的几种观点

1．民商合一论：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科学的构造，而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商法在法律体系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只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民事特别法范畴，民法是对民事关系作出规定的一般法，而商法则是对商事关系作出规定的特别法，两者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2．民商分立论：在商事关系高度发达的今天，再把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就欠科学了，而且十分不利于商法制度的完善和商法观念的形成，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商法和民法一样，都是我国私法领域的两个基本法，是两个并行的，相互独立的法律部门，共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民法不是商法的普通法，商法也不是民法的特别法，它们都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独立的法律部门。3．经商合一论：商法与经济法均以企业为规范对象，两者有很多共同属性，因此商法应是经济法的重要部分，这意味着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包括在经济法之内的法类别之一，并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2]

转三、对商法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思考

（一）商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比较

1．历史条件：商法，产生于近代自由竞争经济；民法，产生于古代简单商品经济；经济法，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2．调整对象：商法，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形成的商事关系；民法，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经济法，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3．法律性质：商法，私法公法化；民法，私法；经济法，公法。4．规范着眼点：商法，技术性；民法，伦理性；经济法，管理性。5．价值取向：商法，以商事组织为本位，追求效益；民法，以公民个人利益为本位，追求公平；经济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6．调节机制：商法，意思自治；民法，意思自治；经济法，宏观间接管理。7．立法原则：商法，强制性与任意性结合；民法，任意性；经济法，强制性。8．形成过程：商法，习惯法发挥重大作用；民法，某些情况下有习惯法与成文法之分；经济法，与习惯法关系无关。9．稳定性：商法，修改较频繁；民法，稳定；经济法，修改最为频繁。10．适用范围：商法，国际性较强；民法，区域性民族性较强；经济法，目的性较强。11．责任承担：商法，过错责任，也大量实行无过错责任；民法，一般实行过错责任；经济法，多种责任承担方式。

（二）商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个人认为，商法是民法之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从法理上来讲，划分法律部门基本的或首要的标准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即一定的社会关系领域。我个人认为，叶必丰教授的观点比较合理。他认为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具有量和质的规定性。在质上包括三种，即公共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及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量上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从而决定一国法律部门的划分，其中第一层次的利益关系由一般社会规范调整，第二层次的社会关系分别由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调整，第三层次的社会关系则都有刑法调整[3]。主张商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者认为商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且商事关系有自己的特点，其特点是：发生在平等商主体之间，基于营利动机而建立，发生在持续的营业之中。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商事关系不是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某一社会关系因为有了一些特殊性就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话，那么将导致法律部门的泛滥，法律部门的划分也将失去意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法的出现远早于商法，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比较完善的民法体系。当时已明确了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商法独立于民法不是因为其与商法相比有多么大的特性，而是在于商人阶层的出现危及到教会的利益，教会对商人持打压态度，并不可能将其利益用法律加以保护，而商人又成立了团体，制定了规则，形成了习惯法，这就阻碍了将商法纳入民法体系的步伐。此外，商人成为世俗统治者财力的支持者，世俗统治者不得不对商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加以特别保护。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和法国将商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亦因为商人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期间起了很大作用，统治者不得不对其利益加以特殊保护。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的确立，商人的特权也逐渐被取消，商人的特殊利益已不复存在，商人失去了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更不能有任何特权。这就使民法规则可适用于一切人，民法的原则可保护一切人，也可以避免一方为商人，一方为非商人的法律关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适用法律的困难。[6]

无论怎么争论，民法与商法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普通法与特别法的说法即已承认商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个人认为，只有在同一法律部门中始有此关系，不同的法律部门中是没有这种关系的。如果将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某一事项商法有规定的适用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之普通规定，这种援引不在少数，这似乎影响了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独立性。

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就是其是民法之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法之特别法。我国应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因其具有特殊性，在学理上有对其继续进行专门研究之必要！

参考文献

[1]王志文，《中国商法百年》[J]，《比较法研究》第二期

[2]范键、王建文，《商法论》[M]，高等教育出版

[3]叶必丰，《论部门法的划分》[J]，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三期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M]，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6、454页

[5]《外国民法论文选》（2）[M]，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第六页

商法论文 篇六

关键词：船舶，船舶的不动产性，船舶的拟人化，船舶的准法人化

船舶是海上航行的运输工具和重要的海上财产，是海上航运业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船舶在海上活动所发生的各种海商法律关系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海商法上具有悠久历史的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法律制度的建立也都离不开船舶，船舶制度因此成为各国海商法上最基本的法律制度。随着现代海商立法已从以货物为中心向着以船舶为中心的趋势转化，船舶在海上安全航行和预防海洋污染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船舶法律制度的研究应该更为深入。一、海商法上船舶的概念

海商法上的船舶是特指的，它并非包括所有的船舶，只是各类水上移动式装置的一部分。各国海商法对船舶的定义不尽相同，决定了适用各该国家海商法的船舶的范围也不完全一样，综合各国海商法关于船舶的定义，可以得知，海商法上的船舶除具备一般船舶必须是水上浮动式装置的特征与能够供航行之用或有特定用途的性能外，各国海商法对它们还有以下特别的限制或要求：

㈠对船舶的使用目的作了限制

海商法上的船舶多以营利为目的，有些国家立法将船舶限于商业营运，专指用于载运货物与旅客、渔捞、海洋资源开发的船舶，如日本《商法典》第684条规定，“本法所指船舶，是指以进行商业行为为目的而供航海之用的船舶。”韩国《商法典》第740条对船舶的定义与日本《商法典》的船舶定义基本一致。菲律宾《商法》第573条规定，“商法上的船舶为商船，即以从事自甲港至乙港间货物或旅客运送为营业之船舶。”除明确规定船舶须具备营利性目的的立法方式外，有些立法将军舰排除在海商法船舶之外，如前苏联《海商法》规定，除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本法的规定不适用于悬挂海军旗帜的船舶；依阿根廷《航运法》，它仅适用于私有船舶和有关的公务船舶，军舰和警察船舶除外。有些立法将政府公务船予以排除，如执行政府行政职能的渔政船、港监船、缉私船、检疫船、水上警察船、消防船、环境监测船等不适用海商法。也有立法将军舰和政府公务船舶均排除在外，如日本、台湾地区的海商法等。我国《海商法》并未直接排除军舰和政府公务船，而是把“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排除在海商法上的船舶之外，这一表述很灵活，使那些用于商业目的的军舰或政府公务船可适用海商法；而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即使是商船也不得适用海商法。上述各类排除性规定虽未将船舶限定于为商业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确定了海商法所调整的主要是从事海上商行为的船舶，象波兰《海商法》那样既适用于公务船又适用于海军、边防和军事舰艇的并不多见。

㈡要求船舶具有航海能力

许多国家立法以不同的表述明确了海商法上的船舶指的是海船，或以不同的登记制度赋予船舶以海船的地位，即使没有采用海船的提法，但要求船舶具有航海能力实际即为海船。如英国《1894年商船法》（MerchantShippingAct1894）第742条规定：“船舶是指所有可用于海上航行的运载装置，但以橹棹作为动力机械的船舶除外。”英国和美国的《海上货物运输法》也将其适用的船舶限于海上货物运输的任何船舶，即海船。依我国《海商法》第3条，“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该条款并未明确海船的定义，但可以肯定它排除了内河船。依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考试发证规则》第7条，“海船系指在内陆水域、遮蔽水域和港区水域以外航行的运输船和非运输船。”“运输船系指在海上从事商业性运送旅客和货物的机动船舶。”“非运输船系指运输船以外的任何海上机动船舶。”简单地说，海船就是符合法定条件并具有航海能力的机动船舶。英国、日本等国立法明确规定不包括以橹棹进行运转的船舶，就是因为这类利用橹或桨等机械推进的船舶不具备抵御海上危险的航海能力。

㈢对船舶吨位的下限有一定要求

有些海商立法规定了船舶吨位的下限以排除小型船艇，如希腊《海商法典》第1条规定：“本法中的船舶是指利用自身推进方式，以航海为目的，且净登记吨位不少于10吨的任何运输工具。”我国《海商法》、台湾地区及韩国等海商法均排除了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日本也将20总吨以下不具备航海要件的船舶排除在船舶登录制度之外。排除小型船艇与前述要求船舶具有航海能力是相一致的，这类小型船艇因不具备航海能力而不能适用海商法。

㈣一些不具备船舶外形的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可适用海商法

这是指船舶以外的具有自航能力并可在海上移动的装置，如海上移动式石油钻井平台、潜水器等；美国判例把停留在水面上或进行海上救助时的水上飞机视为海商法上的船舶，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也将水上飞机规定在船舶之列，并且没有要求其实施一定行为的限制；我国最高法院1995年8月18日的《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16条解释“船舶”时是包括水上飞机的。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水上飞机包括“为能在水面操纵而设计的任何航空器”。

㈤适用不同海商法律制度的船舶的范围不完全相同

各国对于适用其碰撞法的船舶与其海商法所定义的船舶范围不一定是一致的，如日本、台湾地区排除了军艇和政府公务船对海商法的适用，但却规定此类船舶发生碰撞时可以适用碰撞法。而依我国《海商法》第165条2款，使不包括在海船范围内的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与海船或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发生碰撞时，成为可以适用第八章船舶碰撞法的船舶；但用于军事的或者政府公务的船艇相互之间或与商船发生碰撞时仍不属于适用碰撞法的船舶。另外，各国规定适用其救助法的船舶与其海商法所定义的船舶的范围也不完全一致，如前苏联《海商法》的船舶不包括悬挂海军旗的船舶，但却规定悬挂海军旗的船舶也适用救助报酬；英国也通过立法将政府公务船列入享有救助报酬请求权的一般船舶之列；美国则通过判例确认政府公务船和军舰对于超出其职责范围进行的救助作业有获得补偿的权利。可见，不少国家立法都不限定适用其救助法的船舶。依《海商法》第171条，实际扩大了适用第九章海难救助法的船舶的范围，把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包括在可以发生救助关系的船舶之中；有人认为，综合第171条和172条第1项的规定，可知我国《海商法》并未排除军舰和公务船作为救助人，它们只是不包括在被救助人之列。即用于军事的或者政府公务的船艇作为救助人时是可以适用救助法的船舶，但作为被救助人时则是不能适用救助法的船舶。依《海商法》第210条，适用我国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船舶是以300总吨以上为起点的，不少国家的海商法也象我国一样对适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船舶比其海商法所定义的船舶作了进一步的限制性规定。

㈥具有船舶外形的固定物不适用海商法

虽具有船舶外形，但永久固定于海上、港湾、口岸或码头的浮船坞、浮标船、灯塔船、没有推进器的疏浚船和趸船等不属于海商法上的船舶。

二、船舶法律性质的传统分析

各国立法一般视船舶为一种动产，但船舶与民法上的其他动产不同，传统理论认为海商法上的船舶具有以下特殊的性质：

㈠船舶是合成物

说船舶是合成物，主要是就船舶本身的构成而言，船舶是由船体（也称船壳）、船上机器设备、甲板、桅樯和船舱等两个以上个体所组成的统一物，各部分单独存在时都不能使船舶发挥其效能，即每一个体都不能脱离船舶这个整体而在法律上独立存在。强调船舶合成物的属性主要是从船舶作为海上运输工具的角度出发的，但船舶在法律上的这种不可分性并非是绝对的，例如在国际海上保险市场上，船东既可以把船壳、船机、船舶属具等作为整体一并投保则为例外；也可因船舶的各部分有相对独立的使用价值而仅就船壳、船体或属具等分别单独投保。

海商法一般还就并非船舶构成部分、但为达到海上航行的经济目的而从属于船舶的器具或物品等船舶属具与船舶一起作出规定，船舶属具一般包括罗经、锚链、海图、消防与救生设施、探测仪等，除以上各种器具外，还包括船舶通常需配备的物料、备件、淡水和船员给养等，各国对属具范围一般不作规定，因其种类太多且不确定而无法规定，我国也未规定属具项目，其具体范围取决于船舶的种类及特定用途。德国海商法第478条规定，船用救生艇为船舶属具；如有争议，则列入船舶财产清单的项目，应视为船舶属具。韩国海商法第742条规定，凡在船舶属具目录中记载之物品，均应推定为船舶从属物。属具是为船舶服务并与船舶有一定空间联系的附属物，但以下几方面反映了船舶与属具的关系与一般主物和从物的关系并不完全一样：①海商法上船舶作为主物和其属具作为从物的关系是明确的，二者之主导与附属的地位在使用中不会发生变动；但各国民法一般并不就某一具体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作出规定，即并不明确规定某物为主物，其从物是什么，因为民法中主物与从物的地位是相对的，是按物在实际使用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类的，同一物在甲关系中是主物，在乙关系中有可能变成从物，如在土地上建房屋，土地是主物，房屋是从物；在房屋里安门窗，房屋则成了主物，门窗是从物。②船舶属具是否具有单独存在的法律地位，各国的规定不完全一样，我国、美国等规定船舶包括属具，使属具成为与船舶不可分的从物，在船舶所有权转移、光船租赁、继承等场合，船舶与其属具一并处理；法国规定属具是船舶的附属物，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随船舶所有权一并转移，即属具的地位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将由其所有人决定它是否与船舶共命运；日本海商法不以属具和主物船舶属同一所有人为条件，但日本民法规定主物与从物必须属于同一所有人，可见，日本将船舶属具与民法上的从物视为不同的概念，认可了属具的特殊地位。各国民法对从物地位的确定一般比较一致，即概括性规定除法律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主物转移时，从物应一并转移。我国《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7条也规定“有附属物的财产，附属物随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又不违法的，按约定处理。”③在海商法规定船舶包括属具的国家，船舶与船舶属具在法律上已取得了不可分物的地位，不能象民法上的主物与从物那样，可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行约定是否一并转移，而是必须一并转移。④无论在法律上怎样规定船舶与其属具的关系，在实务中，处理船舶时并不分离其属具，这主要是由于船舶如不配备罗经、锚链、海图、消防与救生设施、探测仪等属具，则不具备航海能力，成为不适航的船舶，海上承运人不能以这样的船舶去承运货物或是去进行旅客运输。可见，船舶与其属具的不可分离是海上航行的客观需要；反之，船舶在海上航行必备的属具单独存在时也无法发挥其作为船舶属具的作用，即它们单独存在时会失去原有的价值或其使用价值将大打折扣；另外，船舶价值巨大，如果属具与船舶分离使船舶不能航行或需另行购置属具的话，将造成巨大的浪费或船期延误的损失，而民法上一般主物与其从物的关系如何处置则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㈡船舶具有人格性

船舶是有体物，是海上各类财产权关系的客体，但它具有一般物所不具备的人格性，这是因为船舶被法律作了拟人化处理或法律赋予船舶一定的人格特征，要求船舶象人一样须有船名、国籍、船籍港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营运的船舶须有船名，须履行船名登记的程序，经过登记的船名应在船体上标明，登记某一确定船名的船舶即与其他船舶从法律上区别开来。1995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10条规定，一艘船舶只准使用一个名称，船名由船籍港登记机关核定，不得与登记在先的船名重名或者同音。②海上航行的船舶须有国籍，船舶国籍是指船舶所有人根据船舶登记的有关法律规定，在一国船舶登记机关进行登记，依法取得船舶隶属于船舶登记国的法律上的确认关系。船舶国籍具有国际法上的意义，依1958年《公海公约》，只有悬挂一国国旗的船舶才有权在公海上自由航行，船舶在公海受船旗国的保护，同时接受船旗国的法律监督。船舶国籍还具有国内法上的意义，悬挂一国国旗的船舶在船旗国的领海和内海享有完全的自由航行权，可在船旗国的水域内进行捕鱼、海底勘探和开发，还可在海运政策、税收和造船补贴等方面享受船旗国的优惠政策。《船舶登记条例》第3条规定，船舶经依法登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方可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依《海商法》第4条，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由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舶经营”。其他各国海商法或航运法也都有类似的由本国船舶垄断沿海运输的规定。③船舶具有船籍港，依《船舶登记条例》第9条，船舶登记港为船籍港。船籍港由船舶所有人自行选定，它是确定诉讼管辖的标准之一，也是送达法律文书、确定船舶失踪等的标志。④船舶存在失踪制度，它虽然无需象自然人失踪那样经过宣告程序，但船舶失踪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它一般被作为船舶灭失来处理，海上保险中将船舶失踪视为实际全损（《海商法》第248条）。依《船舶登记条例》第40条，船舶所有人应当自船舶失踪之日起3个月内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有关的船舶失踪的证明文件，到船籍港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⑤船舶具有船龄，船龄被作为衡量船舶是否适航，以及确定船舶的价值、运费或租金、保险责任范围及收取保险费等诸多行为或事实的标准。

㈢船舶具有不动产性

对船舶物属性的法律认识经历了将其作为动产-不动产-动产的回复过程。所谓动产是指能够自行移动或用外力移动而不改变其性质和价值的有体物；不动产是指不能自行移动，也不能用外力移动，否则就会改变其性质或减损其价值的有体物。船舶因为具备动产的特质在罗马法中即被认定是一种动产；在中世纪日尔曼法中船舶被认为是具有不动产属性的浮动的岛屿与海上的房屋，涉及船舶的法律行为均依不动产处理，船舶转让、抵押等须登记在公簿上且排除动产法的适用；罗马法复兴后的一段时间内日尔曼法关于船舶不动产性的法律思想逐渐被排除，回归为船舶具有动产性的法律认识，法王路易十四的《海事敕令》中明确了船舶为动产，大陆法系各国从此在立法上也基本上视船舶为动产，但允许对船舶作不动产处理，把不动产法的一些规则引入了船舶法，这是由于船舶具有以下一些不动产的特征：①船舶主要是运输工具，它可以被作为买卖标的，但买卖并非船舶存在的主要目的，购买船舶也是为了将其投入营运；就单一船舶而言，其所有权的变更并不频繁。②船舶与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一样价格昂贵，例如载重量在20万吨以上的巨型油轮或30万吨以上的超巨型油轮、燃气船、核动力船等的造价动辄上亿美元，那些专用于装运集装箱货物的全集装箱船或其他各类专用船也都价值巨大。③须履行登记确权的程序，正因为船舶具有所有权变更不频繁及价值巨大的特点，因此产生了进行登记确权的客观需要，法律也就规范了船舶的登记事项及其效力，如船舶所有权和船舶抵押权的权利人经过相应的船舶登记即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可以因此避免或减少纠纷的发生；光船租赁权的登记则主要是对境外光船租进或境内光船租出的船舶进行登记，以便注销原登记国的国籍和取得营运国的国籍。海商法把船舶作为不动产处理，其实也主要表现为以船舶为标的所发生的各种物权关系须履行法定的登记确权程序，如我国《船舶登记条例》对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及光船租赁权的取得、变更与消灭，均规定了相应的登记条件和程序，稳定了海商法上的船舶制度。

我国现行民事基本法并未作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而从动产与不动产的角度讨论船舶性质有助于认清船舶作为海上财产所具有的特殊之处。船舶在物本质上仍属动产，海商法无特别规定之处，仍应适用民法上有关动产的规定。

三、关于船舶是否具有准法人属性的评析

以上在分析船舶法律性质时关于船舶具有人格性和不动产性的说明，揭示了船舶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但人们对船舶属性的认识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建立船舶主体法律制度研究”（下称“船舶主体”）一文的作者精辟地概括了人类对船舶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对船舶作为一种运输工具的经济作用和物属性的认识；第二次是对船舶拟人化的法律属性的认识，该认识飞跃就在于将船舶法律关系中物客体的地位上升为船舶自然人格化的地位，前者是对船舶自然属性的认识，后者是对船舶社会属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船舶属性认识的第三次飞跃是对于船舶准法人地位的认识，认为船舶不是一般的物，对船舶形式上拟人化的处理没有表现出船舶是与船长、船员结合一体的严密组织机构，完全具备法人的某些特征，船舶拟自然人化的特征可被船舶准法人化的特征所吸收。船舶准法人化是指船舶具备法人的实质要件，法律上将其拟作法人处理的法律规定。该说并非是通说，尽管船舶的准法人化能否实现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船舶主体”文所提出的船舶准法人属性的研究结论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也存在深入研究的价值。

㈠船舶主体地位的确认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

“船舶主体”文定义船舶主体为具有一定的海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依法享有特定海事权利，承担特定海事义务的商业运输船舶。从“具有海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来分析，船舶所享有的已经不是准法人地位，而是完全海事主体的地位了；对“海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加上“一定的”限定语，船舶则成了限制性海事主体，依该文其后的解释，船舶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到法定限制，具有限制性法人的特征。问题在于限制性法人与准法人显然不是同一概念，正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等同于什么准自然人一样，立法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准自然人概念。因立法上不存在限制性法人的概念，这里依推理，限制性法人已经具备法人的主要法定条件，只是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准法人则完全是学理上的概念，并无什么严格的规范，立法也不可能对准法人作出规范。前述定义中船舶主体“具有一定的海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作者为说明船舶准法人属性所设的前提条件，如果要认定船舶的主体地位，此为不可或缺的法律条件，法人这种社会组织体正是法律所创设的“人”。然而，“船舶具有一定的海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这一立法创设目前并不存在，它也正是船舶至今只能作拟人化处理而不能享有主体地位的法律障碍所在。其实，自古就存在的“船舶开支”、“船舶雇入”等拟人化处理措施及英美以程序法所确定的对物诉讼制度，都说明人类对于船舶具备主体的特征早有认识，只是实体法上从未明确赋予船舶以一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主体地位因此无法确立，散见于实体法中体现船舶主体地位的一些条款也难以突破这一法律障碍。这是值得探究的法律现象，船舶主体制度如果是以准法人化形式存在的话，首先需要解决“准法人化”本身的内涵及是否需要以立法明确船舶具有一定的海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问题，并且需要协调解决以下存在的问题。

㈡确认船舶主体地位则产生了主体资格重合的矛盾

陆上企业基于符合法定条件而成为企业法人，海上企业（这里主要指船公司）也基于相同的法定条件而成为企业法人，陆上企业与海上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具有“在陆上”和“在海上”的不同；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是这两类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客体具有不同的特征，陆上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客体体现为形态各异的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如土地、厂房、设备、流动资金及各类无形资产；海上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客体主要体现为船舶及营运资金，前面已经述及船舶具有不同于一般财产的特征，其拟人化的特征更是陆上企业财产所不具备的。“船舶主体”文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要求以船舶的准法人化取代那种拟自然人化，但确认船舶的主体地位存在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一是船舶准法人资格获得的资本条件何在？因为船舶本身是船公司获得法人资格的资本条件，即船舶资产已经被计算为船公司的法人资产；由于法人资格的获得必须满足一定的财产条件，船舶欲获得准法人资格，是否需要再以其本身的价值作重复计算呢？或者准法人是否可以不必具备财产条件呢？其二是如果赋予船舶准法人的主体地位，会带来船公司法人主体与船舶准法人主体的主体资格重合的问题，一船公司下，是完全重合；多船公司下，则是一个船公司法人与多个船舶准法人资格的重合，这种主体资格的重合会产生法律与常理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究竟谁听命于谁呢？立法可以对此作出界定吗？

“船舶主体”文中用来证明船舶准法人化的国有商船从责任豁免到承担责任的豁免权制度变革的例子，所说明的恰恰是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国有商船的民事责任当然应由国家授权的商船的经营人去承担，而非仅由船舶自身承担。该文认为英国法虽将船舶拟人化了，却把对船舶的诉讼称为“对物诉讼”，仍没有脱离船舶是物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应该说，采用“对物诉讼”之名恰恰反映了该类诉讼的真正目标实际仍然是船东而非是船舶自身，这不仅因为英国海事法上对物诉讼的诉因源于船东违约或侵权的个人责任，还存在以下一些对物诉讼名下的对人诉讼因素：英国自1883年以来，只有在诉状被认为合法地送达船东被告时海事法院才能维持对物诉讼程序；英1980年修改对物诉讼程序后，使船东被告可以只承认诉状送达而非必须出庭，船东不出庭甚至不承认送达而由法院作出对物诉讼判决，拍卖所扣船舶并以所得价款清偿原告时，其实是以缺席判决方式来结案，因为诉状是针对船东的，即使他不承认送达或不出庭，法律所要求的诉状送达船东的程序仍是存在的，体现了对物诉讼的目标是船东；船东被告如果出庭应诉，对物诉讼则转为对人诉讼；英国成文法还把对物诉讼项下承担责任的财产对象扩及当事船的姊妹船，这也表明对物诉讼的目标是船东而非是船舶。

日本海商法专家户田修三先生在其一海商法著作中有一章“海上企业组织”，其中把“船舶”称为海上企业“物”的组织，与此相对应的是海上企业“人”的组织。这种编排并非是偶然的，应该是植根于对船舶具有主体特征的认识，即已经把船舶视为一种海上的企业组织。不过，户田修三先生或许是因为也无法解决人的组织与物的组织的主体资格重合的问题，而不得不仍然采用了船舶为“物的组织”的表述，这并非简单地是因为没有摆脱船舶是物的认识。

㈢船舶主体化存在如何实现其意思能力的障碍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上面的6篇商法论文是由宣传员精心整理的商法论文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参考。